面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際不確定性增加，我國適時提出了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雙循環中，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是辯證統一的，暢通國內大循環是雙循環的前提，而暢通國際大循環則是雙循環的支撐和保障。我國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對外開放關鍵期，要以長期全局視角認識雙循環的自主性和必然性，加快推進形成新發展格局。一方面，重點暢通國內大循環，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點推進國內經濟充分平衡發展；另一方面，穩步推進國際大循環，以規則制度型開放為重點推動構建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從長遠看，我國應積極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新的基于規則的國際治理為重點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KEYWORDS
關鍵詞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內需體系；開放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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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董志勇（1969-），男，山東臨朐人，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成明（1989-），男，山東莒縣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首次提出要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進一步闡釋了雙循環的基本內涵。雙循環雖然是一個新概念，但并不是一個臨時創造的概念。中國發展格局的確定是國內經濟條件和國際經濟環境共同決定的，是中國尋求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基于國內發展需要和國際形勢變化作出的戰略選擇。更好理解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將其放在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充分認識這一選擇的自主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把握“雙循環”的內涵，保持戰略定力，加快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真正形成新發展格局。
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歷史溯源：新中國經濟發展格局演進歷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格局經歷了多次調整。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獨立自主完成了早期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這一階段主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改革開放后，在國民經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后，我國逐漸形成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國際大循環逐漸占主導地位。但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以及國際環境變化，我國適時提出了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早期工業化階段（1949—1978）
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的工業基礎薄弱。不同于西方工業化過程，它們通過殖民剝削等方式完成早期原始資本積累，而中國只能走獨立自主的道路，這必然要面臨從內部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第一個五年計劃就確立了“156項工程”，這些工程奠定了工業化的初步條件，走上了重工業優先發展道路。為支撐國家工業化建設，在“一五”期間實施了“一化三改”，并在全國實行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以農業集體化的高積累支持全國工業化，形成以國家意志集中資源的計劃經濟體制，構建起新中國成立初期“有形之手”主導的國內循環體系。從1949到1978年，我國工業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國重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比由7.9%提高到42.6%。在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內，我國快速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初步積累。1970年代初期，我國建立起種類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某種意義上為改革開放的經濟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工業化基礎。而后，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與美日德等40余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打破了西方經濟封鎖和孤立局面，這又為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但由于從農村過度提取剩余和重工業偏向，我國工業結構和農業結構嚴重失衡，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經濟結構再平衡成為下一步工作重點。
（二）改革開放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1978—1988）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將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拉開了改革開放序幕。在體制機制上，圍繞所有制結構改革和市場機制培育，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型[1]。具體來看，改革首先從農村入手，逐漸形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的生產自主性得以提升。一方面，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農業經濟蓬勃發展，僅到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就比1979年提高了34%[2]。另一方面，農村改革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充裕的勞動力。“完全沒有預料到”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農民收入大幅提升，形成了城鄉互動新格局，工業化從大城市開始擴展到鄉鎮農村。數據顯示，1978年到1988年間，中國鄉鎮企業吸納就業人數從2830萬增加到接近9500萬，到1989年鄉鎮企業總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比重上升到60%[3]，這為進一步擴大開放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無形之手”在國內循環體系中扮演日益重要作用。但這一階段中國的外儲需求等日益提升，“關鍵是必須把出口創匯抓上去”成為工作重點。
（三）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形成（1988—2006）
1987年10月，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王建研究員提出《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1988年初，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黨中央要求組織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不僅將把我國沿海開放地帶推到國際市場上去參與國際交換和競爭，而且從根本上說，必將有力地促進我國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了新的浪潮。隨后，我國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放松了勞動力流動管制，且取消了票證制度，我國進入了貨幣化時期。隨后，我國加速了經濟體制改革進程，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分稅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重點領域改革，并成功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我國逐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全面形成，到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依存度峰值一度達到64%以上，中國占全球出口額比重由第7位躍居為第1位[5]，此時國際大循環處于主導地位。在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下，我國逐漸躍居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國，并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雙環流格局[6]。中國通過出口商品積累了大量外匯，由原來的外匯短缺和國民儲蓄短缺變為高外儲和高儲蓄的國家，同時也造成了對外依賴度過高、國內經濟嚴重失衡等問題。
（四）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調整（2006—2020）
由于經濟高度對外依賴，中國國際收支長期順差，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格局弊端逐漸凸顯。而且，國內經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人口老齡化，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原有發展格局難以為繼。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指出，要“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我國進入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的調整期。金融危機后，全球生產過剩，我國對外出口受到沖擊。由于內需難以短期自發形成，我國緊急出臺了四萬億刺激計劃，開始加快調整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轉向內循環為主的模式。2011年“十二五”規劃進一步強調“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但財政刺激下的內循環馬上就帶來了產能過剩、債務高企等問題，到2016年重化工業幾乎全部進入產能過剩。我國又適時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了經濟結構調整，但在“補短板”和“降成本”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截止到201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下降到31.9%，但依然遠高于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這一階段，我國逐步轉向內循環，但“負債——投資”模式并不可持續，長期發展還有賴于形成市場長效機制，而且在更為復雜的國際形勢下，需要進一步優化調整發展格局。
（五）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確立（2020—）
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并“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201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關注“補短板”。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首次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7月21日，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進一步闡釋了雙循環的基本內涵。隨后，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與此同時，中央已著力推動雙循環發展格局，相繼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等，而且還在積極推動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RCEP協定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將成為中長期經濟政策指導思路，對“十四五”規劃和中長期發展也將產生重要影響。
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選擇的動因分析
通過雙循環的歷史溯源發現，發展格局調整的本質是基于國際國內矛盾和中國發展現實作出的長期戰略選擇。改革和開放是一體兩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在開放紅利較高時期，我國應重點推進對外開放，而在開放紅利較弱時期，應重點推動國內改革。從當前來看，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和對外開放格局較好，而且長期發展向好的趨勢沒有變，具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形成的基礎條件。而且，疫情沖擊和貿易摩擦帶來的外部壓力增大，這一變化使得我國加快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更為迫切。
（一）我國經濟社會矛盾變化是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在原因
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強調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并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高增長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杠桿。而且，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已經長期處于0.4以上，長期高于世界銀行的警戒線。另一方面，關鍵技術缺乏、地區發展失衡、城鄉二元結構等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凸顯。近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有重大進展，但成本問題和短板問題依然是擺在眼前的長期問題，推進結構性改革，發揮市場機制形成可持續發展格局重要性日益凸顯，也將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同時，中國對外開放也進入了“瓶頸期”。全球化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并存，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提升本國價值，才能在全球化中獲得更大的合作空間，而這正需要暢通國內大循環，進而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二）全球經濟失衡長期積累是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外在動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確立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隨后，以美國貿易逆差為特征的全球失衡愈演愈烈，長期失衡在經濟體之間、經濟主體之間不斷積累，全球失衡在存量上正接近其可能上限，各國在尋求再平衡過程中給世界經濟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近年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有所緩解，尤其中國經常賬戶余額處于下降狀態，但這并沒有緩解美國失衡問題[7]。美國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由此帶來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緊張、逆全球化等問題。同時，全球失衡加劇全球財富不平等，發達國家處在全球價值鏈頂端位置攫取多數利潤，發展中國家承受污染等環境問題但僅獲得較低收益。全球前10%的人群已占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財富，且不平等還在擴大[8]。全球收入差距的擴大又進一步抑制了全球總需求，進一步導致中國經濟的外需疲軟。
對外開放邊際收益減弱導致原有對外開放紅利減退，并面臨個別國家的貿易保護，中國需要新的開放思路。在全球化受阻，國內改革紅利相對提升，反思結構性問題，促使國內改革加速更具現實性。推進全方位對外開放，對開放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需要牢牢把握開放的主動權，實現漸進穩步推進。只有暢通國內大循環，提升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質量和吸引力，才能夠把握主動，更好融入國際市場，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國內經濟的長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以新全球化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
（三）良好的國內經濟基本面是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基礎保障
經過7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我國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當前，我國具有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且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具有國內大循環的基本前提。截至2018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占全球份額達28%以上，在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位居全球首位[9]。另外，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動中國內部結構性矛盾緩解，中國經濟韌性增強。而且，我國近年來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創新能力逐年攀升，中國國際專利申請數量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在全球價值鏈中穩步攀升，對外依賴性相對減弱。中國對外開放格局較好，自貿區（港）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國際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穩步推進，國際大循環開局良好。
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全球多數國家經濟進入深度衰退，而我國基于疫情控制的扎實基礎，已經在2020年第二季度實現經濟正增長，中國經濟“轉正”說明我國經濟基本面良好。而且，在應對疫情沖擊中，中國沒有像其他經濟體那樣大規模長期“放水”，當下仍具有較多政策工具和較大的政策空間，具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條件。
（四）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外部環境變化是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當前，全球正處在公共衛生風險、經濟金融風險、地緣政治風險等多風險疊加中，中國對外開放過程中的外部環境變化，也是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社會的不穩定性加劇。2018年特朗普政府單方面發起貿易戰，中美貿易摩擦逐漸從全面圍堵轉向重點打擊，尤其針對中國的科技企業。二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并迅速在全球蔓延，全球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國內層面，我國經濟遭到直接沖擊，尤其服務業沖擊較為嚴重，國內供應鏈遭到一定程度破壞。疫情防控雖然取得巨大成效，但對經濟的影響依然存在不確定性，市場信心受到影響。國際層面，全球供應鏈都受到極大沖擊，全球經濟較長一段時間難以恢復，并通過供應鏈進一步放大了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面對中美貿易摩擦與全球疫情，暢通國內大循環變得更為迫切。
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邏輯闡釋
（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在邏輯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面對外開放的主動選擇。中國提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目的是掌握中長期發展主動權，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更深層次融入全球經濟，并推動建立開放型世界經濟，帶動全球經濟走向繁榮。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之間是辯證統一的，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一方面，國內大循環是主體，要求其具有相對獨立性，但并不是“閉關鎖國”，而是為了更好融入并帶動國際大循環。另一方面，國際大循環是支撐，通過國際大循環能夠為國內大循環提供更大空間和更多動力。因而，暢通國內大循環是掌握主動實現國際大循環的前提，而暢通國際大循環是加快實現國內大循環的保障，最終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10]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最終歸宿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價值實現，基于國內大循環的暢通帶來的強勁增長動力，帶動全球經濟走出深度衰退的泥潭，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迎接新全球化浪潮。同時，全球經濟的復蘇必然也會反過來促進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真正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二）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國內大循環是主體，暢通國內大循環是中長期的工作重心，是要集中力量重點做好的事。要求重點完善內需體系和推動創新，消除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存在的扭曲和梗阻問題，實現產業升級和消費升級的相互促進。
在生產方面，關鍵在于“補短板”。中國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面對部分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限制，中國需要加快“補短板”，擺脫“卡脖子”問題，這既要求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又要求以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引進更多高新技術產業，推動產業升級，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型。在分配方面，關鍵在于“強能力”。我國雖然近年來收入差距有所緩解，但總體仍處于較高水平。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提到，中國仍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內需的基礎在于收入，有收入才有持續消費能力，消費能力不足限制了中國內需空間，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成為完善內需的重中之重。在流通方面，關鍵在于“降成本”。這就要求在隱性成本和顯形成本上同時發力，既要注重市場建設和制度供給，降低隱性制度成本，又要注重基礎設施建設，降低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流通成本。在消費方面，關鍵在于“提意愿”。完善內需體系意味著人民不僅要具有消費能力，同樣需要具有消費意愿。中國長期存在高儲蓄，消費意愿不足，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這就要求我國重點做好社會保障工作，讓居民“放心”消費。
在雙循環中完善內需體系與過去強調的擴大內需具有本質區別，當下國內大循環為主的完善內需體系更注重需求的結構，強調市場主體的活力，居民消費主導而非政府主導拉動，需要制度供給實現結構性改革，釋放長期發展紅利；而過去強調的擴大內需更多是需求管理的層面，強調財政政策等政策工具作用，是通過政府投資和政府購買的方式管理需求，刺激經濟，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可以應對外部沖擊，但并不能解決發展中的長期問題。
（三）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掌握主動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在全球化逆潮中，國內大循環為主不是“閉關鎖國”，不是對外脫鉤，恰恰相反，而是新時代中國對外開放的主動選擇。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局面，就要把握對外開放主動權，推動更高水平的“引進來”和“走出去”，其關鍵在于提高中國經濟的實力和吸引力。從需求方面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釋放國內經濟與消費潛力，做大經濟“蛋糕”，不斷完善內需體系，提高中國經濟的吸引力，以更高水平融入世界經濟。同時，開拓國際市場，帶動中國資本和產品走出去。在供給方面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增長將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同時，通過國際大循環引進更多先進技術，為國內大循環提供動力，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對外開放也進入了新階段，中國需要轉變開放方式，更好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一方面，基于內循環的暢通，未來將更具長期增長動力，直接推動中國各層次國際化水平，尤其為金融對外開放奠定良好基礎。基于此，人民幣資產也將具有高收益率高獨立性特征，人民幣資產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提高，有助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以本幣主導的資本賬戶開放。另一方面，通過暢通國內大循環，可以降低對外依賴，具有更強的經濟韌性應對外部沖擊，為國際大循環提供穩定“錨”，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推動形成全球治理新格局。
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政策導向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面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正確認識并穩步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一方面，把握“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必然性和長期性，但也不能忽視國際大循環。另一方面，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用好兩種資源。
（一）正確把握雙循環要義，以長期全局視角認識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選擇的自主性和必然性
在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程中，既要理解其基本內涵，把握其必然性和長期性，同時要厘清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與過去相關概念的差異，應放在中國長期發展藍圖和全球長期發展趨勢大背景下考察。
要全面準確地理解把握其精髓要義，尤其是要認清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體現的是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而不是要關起門來搞建設。要堅決防止在操作和執行層面，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片面理解為“主要依靠國內大循環”，將“注重國內循環”異化為“忽視國際循環”。同時，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選擇不是對外部沖擊的臨時應對，而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長期主動選擇。一方面，貿易沖突雖然表現為突然事件，但這是全球失衡長期積累的結果，失衡的長期性決定了摩擦的長期性。另一方面，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經濟社會矛盾所決定的，當前遇到的問題是中長期的問題，必然需要中長期的戰略指導。因而，面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政策當局應保持戰略定力，在措施上避免過多臨時的政策應對，更要避免臨時政策的長期化，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中長期的體制機制，通過制度創新深化改革推進經濟結構性調整，形成長效機制。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充分認識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過去相關概念差異，是被動接受與主動選擇的差異。過去強調國內經濟循環多從需求管理角度切入，更多是政策層面的短期調節，是被動應對外部沖擊做出的政策選擇，而當下暢通國內大循環在于長期制度供給，落腳點是結構性改革，是主動的制度建設。在國際大循環方面，過去我國也是被動融入全球化過程，這里的被動是中國對國際治理規則具有較少的話語權，只能去適應國際規則，在“霸王條款”下中國幾乎沒有選擇空間。而當下國際大循環更強調對外開放主動權，這是主動選擇全球化過程，因而中國的國際大循環將直接影響未來全球化走向。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最終指向是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這意味著中國將從過去全球化的被動適應者轉變為主動建設者，從全球化跟隨者逐漸轉變為全球化引領者。
（二）重點暢通國內大循環，以結構性改革為重點推動國內經濟充分平衡發展
暢通國內大循環，結構性改革是核心，要求需求側和供給側改革同步推進，重點做好收入分配調節、社會保障建設、市場制度建設和創新驅動，推動國內經濟充分平衡發展。
從需求側來看，要建立完善的內需體系既要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又要提升居民消費意愿。需求側改革的目標是推動消費升級，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有賴于收入分配調節，相對于征稅等二次分配政策，稟賦平等更為重要，應轉變過去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導向，將改革重點放在初次分配的公平上，進而通過二次分配進行調節。在初次分配方面，關鍵在于機會均等和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一方面，要強化市場建設，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同時，應注重前期干預，如加大落后地區教育投入力度，重點“扶志”和“扶智”。另一方面，應有效提升勞動收入占比，我國推行創新驅動發展更有賴于人才和知識，也要求我們改變過度“親資本”政策導向。在二次分配方面，通過稅收制度和轉移支付機制，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推出促進貧困地方發展且縮小差距的財政政策，如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通過收入分配改革為經濟提供內在動力[11]。居民消費意愿的提升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深化醫療、養老、教育等多領域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打通城鄉壁壘，加快向消費社會轉型。
從供給側來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在于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既要降低市場成本盤活存量，又要提升創新能力拓展增量。暢通國內大循環就要深入推進現代市場經濟建設，深化改革消除市場扭曲，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金融市場改革。一方面，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土地、勞動、資本、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同時，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業競爭機制，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發揮金融體制改革的先導性作用，形成以金融改革促科技創新局面。另一方面，推進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尤其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競爭中性為重點優化營商環境[12]，激發市場活力。創新驅動既有賴于制度建設，也有賴于投入力度。一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集中力量補短板，提升我國原始創新能力。二要完善創新體制，提高我國技術轉化能力，既需要建立連接技術和產業的孵化基地，又要重點發揮資本市場服務創新的能力。如發揮科創板示范作用，讓有助于暢通國內大循環的科技企業優先登陸科創板。
我們也要看到，政府應更好發揮其引導調節作用，并轉變服務方式。一方面，發揮其在技術、人才、資金等領域的協調功能，加大對內開放，將市場“孤島”連片為統一大市場，同時在面對外部沖擊加劇時，協調國內企業抱團取暖。另一方面，加快對經濟失衡的調節，深入推進國內經濟各層次再平衡，尤其是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深化改革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推進新型城鎮化，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深入推進鄉村振興，鼓勵農民工創業，尤其應做好農村領域的產權改革和產權保護，盤活農村建設用地，增加農民財產收入，讓農村領域的改革紅利真正讓農民受益。同時，推動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發揮東部沿海帶動作用，通過區域協調發展實現“東西互濟，陸海聯動”的發展格局。
（三）穩步推進國際大循環，以規則制度型開放為重點推動構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大循環的形成也依賴于國際大循環的暢通。我國需要全方位推進對外開放，應從過去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制度型開放，重點做好自貿區（港）、高水平開放政策保障機制，推動構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在自貿區（港）建設方面，關鍵在于探索對外開放新體制機制，不斷總結經驗形成模式，拓展對外開放深度和廣度。在深度方面，高質量高標準建設自貿區（港），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搭建國際化、法制化、便利化營商環境，通過“降成本”吸引高質量外資，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打造戰略新興產業、先進設備制造等國際前沿產業集群，以制度型開放推動國內大循環“補短板”。在廣度層面，不斷積累自貿區（港）建設經驗，以自由貿易區（港）制度體系為基礎，適時推廣經驗模式，實現更大范圍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
在高水平開放政策保障機制方面，除了國內各領域改革外，關鍵在于推進本幣主導下的漸進金融開放，牢牢把握對外開放主動權，完善匯率制度，統籌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匯率是聯通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的樞紐，我國在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應協調好短期政策調節和長期制度供給。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中國依然需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一定程度資本管制，防止市場大起大落影響國內大循環。但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必然要走向自由浮動，資本賬戶開放也是國際大循環的內在要求。既要防止短期應對長期化，影響制度建設，又要統籌好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之間的關系，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資本市場建設和雙向開放，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新發展格局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適應，決定了金融對外開放是本幣主導還是外幣主導。我國要掌握開放主動權，就要以本幣主導統籌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經濟全球化過程是資源與貨幣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循環過程，中國要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一方面要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攀升，另一方面要具有一種能夠用于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貨幣。好的治理是國際貨幣信心來源，人民幣的獨立性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應逐漸擺脫人民幣底層資產對美元的依賴，增強央行獨立性，創新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結構，重點建設國內債券市場。長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取決于中國國內大循環暢通程度，取決于中國經濟規模和質量[12]。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應本著從局部到總體的思路，首先基于人民幣在亞洲的吸引力，在經濟一體化基礎上推進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也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發展，然后再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國際化廣度和深度。同時，面向離岸人民幣開放境內金融市場，推動資本賬戶開放。
（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新的基于規則的國際治理為重點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從長遠看，全球化依然是大勢所趨，這就需要另辟蹊徑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國以國內大循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并通過增加進口和對外投資帶動世界經濟復蘇，推動國際經濟大循環，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進而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在這一進程中，中國應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依托，應重點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并適時提出全球治理方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新的基于規則的國際治理為重點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并處理好與主要經濟體之間的關系是中國中長期選擇，也是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有效舉措。在美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下，中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緩解貿易摩擦帶來的破壞性影響[13]。一方面，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不會變，在美國逆全球化政策下，當前中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多邊貿易體系、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和國際貿易協調機制更具現實性。我國應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RECP、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等促進區域貿易的談判，并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另一方面，我們不僅要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中發揮積極作用，主動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處理國際問題。同時，也應從國際社會的新變化新需要出發，注重多邊組織建設。近年來中國推動區域多邊組織建設初見成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全球能源互聯網合作組織等國際化組織建設在經濟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長遠看，隨著技術發展，未來的全球經濟必然深度融合。全球化的過程也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螺旋上升過程，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推動中國走向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過程中，必將引領新一輪全球化。這就需要研究適應“一帶一路”倡議、適應經濟全球化融合發展趨勢的新的全球治理規則和安排，提出關于新的基于規則的全球治理體系的中國方案[13]，以優化國際治理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讓全球化真正普惠全球大眾，引領新全球化浪潮，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人類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能否有效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直接決定了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且也決定了全球經濟格局和人類發展走向。只有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戰略定力，才能有充分的經濟實力把握主動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這是一條需要長期堅持的道路，也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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