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份以來，中央高層多次強調要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質生產力”，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新質生產力”意味著要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速度和質量，通過不斷創新的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創造新價值、新產業，為中國經濟打造強勁“發動機”。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高校是第一生產力的中堅力量。新興技術的研發、科技成果的轉化，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都需要高校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作為強有力支撐。
怎樣圍繞高校開展科技成果轉化?
我們從理清國內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現狀和問題出發。
高校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注定要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
“高校軍團”已經成為中國整體科技創新水平的生力軍，它們都與本校的優勢學科保持著良好的“產學研”合作關系。
根據2020年一項調查顯示，對實控人為高校，或前十大股東名單中現身高校、高校教育基金會以及高校相關產業的公司進行梳理，至少有83家公司屬于“高校系”上市公司，包含50支A股，3支港股及30支新三板股，涉及42所高校。
“高校系”上市公司的整體規模不可謂不大。
不過，中國高校雖然“近水樓臺”，占據科技成果轉化的先機，但是，從過往實踐來看，與美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首先是發明專利轉化率。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高校發明專利實施率為16.9%，其中產業化率僅為3.9%。由于科研體制和技術轉移方式差異，美國高校發明專利轉化率數據尚無專門機構統計，但據中國人民大學沈健等專家研究認為：“基本可以得出2000年后，美國大學專利轉化率為50%左右的結論。”
其次是收入層面。根據科技部評估中心《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2022》數據顯示：
2021年，全國1478家高等院校轉化科技成果的總合同金額為1086.1億元，比上一年增長31.6%;總合同項數為270527項，比上一年增長22%。
而美國一些高校僅技術許可收入就超過1億美金每年，這是校本部真金白銀的實際收入。
斯坦福大學財報數據顯示，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斯坦福獲得847項發明技術許可收入，總計約1.14億美元。
美國杜克大學財報顯示，2023年杜克大學技術許可收入達到1.025億美元。
中國高校的合同額數據不一定是當年的全部收入，可能還包括科研團隊、老師的個人收入。美國高校本部收入占整個收入的15%左右，如果這么折算，美國高校的實際收入比中國高校的數據還要高很多。
原因之一是我國高校創業氛圍不足。高校畢業生具備扎實的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同時也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精神，理論上應該是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根據美國最大創業數據庫Crunchbase報告數據，2022～2023年期間，融資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初創公司的創始人中，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以472人位居榜首，約占當年度斯坦福畢業生(本科至博士)總人數5089人的9.3%。
據清華大學《2022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統計，2022屆畢業生(本科至博士)8003人中有5015人選擇就業，但其中選擇自主創業的僅有22人，占0.3%(不包括就職于創業公司的畢業生)。
原因之二是國內高校基金會規模低于國外高校，同時產業投資意愿低。截至2022年末，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資產規模為181億元(約20多億美元)。與美國高校相比，規模差距較大。
根據《2022 NACUBO-TIAA Study of Endowments》數據：哈佛大學教育基金會規模為494億美元，德州大學、耶魯大學教育基金會規模都超過400億美元，位列第二和第三。即使是規模排名在第十名的圣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也有167億美元。
同時，由于投資模式相對單一，國內高校基金會缺乏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策略，用于補助、支持學校教學發展的資金受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
綜合對比中美主要高校基金會，支出情況和投入情況也有所不同，由于中國主要高校基金會規模比較小，支出比例比較高，所以經常發生入不敷出的情況，導致基金會的“池子”越來越小。
美國高校基金會不僅規模大，而且每年的創收能力也非常強大，通過多樣化投資實現年化8%、9%的回報是常態。
國內高校的基金很多都是投資固定收益產品，不敢投向中高風險產品。
原因之三是國內孵化器和加速器功能單一。作為成果孵化的平臺，孵化器缺乏與創業者建立共生的利益關系，使得孵化器和加速器無法真正為創業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務。
國內不少高校，也包括部分高新區、經濟開發區都有很多孵化器和加速器，但是有一部分孵化器主要功能是“房東”的作用，有些還是“二房東”，起不到真正為企業提供專業服務和資源帶入的功能。
同時，入駐的企業“魚龍混雜”，高技術含量、有發展前景的“種子”企業比例不高。美國最知名的孵化器YC，之所以非常成功，一個重要因素在于入駐企業門檻非常高，通過嚴格的篩選準入機制，確保了入駐企業的高質量和高成長性。
原因之四是國內缺乏健全的職業經理人制度。中國“教授創業”非常難，要找到合適的、可信任的職業經理人，難上加難。
所以，很多教授不得不親自“下海創業、喝酒摜蛋”。科技商學院著眼于培養“五懂”復合型科技產業組織人才，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與此同時，高校經管類教育更加需要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為職業經理人注入契約精神和市場化法治化的力量源泉。
契約精神、市場法則是職業經理人制度安排、制度建設的重要基礎。
原因之五是科技成果含金量不足。由于一些科研人員在選題和研究方向上缺乏市場意識和應用導向，導致難以將其轉化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
部分科技成果“似是而非”，轉化價值不大，“水沒燒開”，這是我們科技成果轉化困難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水沒燒開”，那是否可以選擇“繼續燒”?隨著“邊際收益遞減定律”作用的疊加，繼續燒的代價會比較大。有些“半生不熟”的科研成果，就是燒不開、煮不熟、煮不爛，市場難以接受，部分成果做到最后只能選擇“半途而廢”。
通過對國內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現狀和問題的分析，同時吸取美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領跑者”的實踐經驗，我們可以更好地助力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第一，高校要增設創業課程，加強成果轉化的培訓和教育，讓“企業家精神”落地生根。
除了像MBA、EMBA以及高管教育培訓等課程之外，還有必要在理工科專業增設經濟管理類相關課程，讓在校大學生提前了解創業創新、理解市場經濟。
團隊建設、戰略管理、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等創業知識，找誰融資、何時融資、資本運作等創投知識，創新、分享、冒險和專注等企業家精神，讓盡可能多的學生了解這些知識，就為今后多培養一個企業家孕育下了一粒“火種”。
第二，培養職業經理人團隊，建立切實賦能的孵化加速中心。過去二十多年，國內高校的經管類院系通過招募有實踐經驗的創業者、招收應屆大學或碩士畢業生攻讀MBA或創業培訓課程，初步建立起了“尊重契約精神、賦予長期激勵”的職業經理人制度。
同時，相當長時間的經濟繁榮穩定，讓這批職業經理人在“戰場”上學會了“打仗”。將軍是打出來的，是子彈“喂”出來的。
以投資行業為例，要培養一個成熟的投資經理，沒有5000萬“子彈”資金是“喂”不出來的，也就是投資經理平均要交5000萬“學費”，經歷多個項目失敗才能不斷成長。
職業經理人更是如此，需要在不斷的“實戰”中愈挫愈勇，不斷接受鍛煉，才能成長為優秀的職業經理人。
建立高質量的孵化器加速器同樣重要，不能繼續當“房東”“二房東”。第一條就是嚴格篩選創業企業質量，不能為了租金收益盲目招引“魚龍混雜”的項目。
在企業優質基礎之上，幫助入駐企業加速孵化，為它們提供公共技術平臺、提供深度服務。
第三，科技成果云平臺構想。科技成果轉化領域存在信息不對稱，市場主體無法在一個公開的平臺上搜集待轉化的科研成果。建議高校可以將科技成果“上云”，由專業團隊負責科技成果云平臺運營;平臺運營可以采用會員制，會員包括上市公司、大企業、創投機構等;適時建立海外科技成果運營團隊，將海外科技成果“上云”，為平臺各類會員服務。
當然，“上云”的科技成果，需要由專業的技術經紀人進行篩選評估，保證云平臺上的科研成果質量。
第四，強化技術轉移交流中心建設。高校的科研項目不能坐等投資機構“找上門”，應該主動開拓市場：設立專職管理團隊，走出去推介項目;建立專業技術經紀隊伍，遴選、評估、包裝科技成果;設立種子基金，作為學校成果轉化的第一個投資人;建立開放式的職業經理人隊伍，為成果轉化企業推薦人才;加強與創投行業合作，深度綁定頭部創投機構。
第五，成立校友基金會，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吸引地方政府、大學基金會、校友企業等出資，發起設立校友會基金，建立起專業化、市場化運營機制。
明確投資策略，圍繞學校資源和校友資源開展成果轉化項目、校友推薦項目、校友創業項目的全面投資。
同時，校友基金會幫助企業找市場、找人才、找資金，雙方建立利益共享機制。
概而言之，通過校友基金會的設立和運營，更好地整合“科技成果、投資機構、校友資本”等各方主體力量，實現資源配置的精準高效。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科研成果轉化成為時代必答題。盡管答好這道必答題，我們正面臨重重障礙。
比如，科研和產業之間存在“兩張皮”問題，創新創業的“魔鬼河”“死亡谷”和“達爾文海”等困難也是如影隨形。
但無論如何，高校優秀的科技成果，在商業化和產業化過程中，只要能夠在企業家精神孕育、職業經理人培養、科技成果云平臺和校友基金會建設等諸多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科技成果轉化就有可能“穿越周期、迎頭趕上”。中國高校的科技成果成為“新質生產力”中堅力量，也就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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