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強國研究院舉辦的強國知識產權名家講堂系列活動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分享了華為的全球知識產權戰略布局。
發言人：宋柳平
華為高級副總裁、首席法務官
很榮幸在這個周末跟大家做一個交流。以下從企業實踐和實戰的角度談一談對創新和知識產權這一主題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參考。
第一，創新和知識產權從來都與企業本身是密切關聯的，企業所處行業、企業的發展階段、外部的競爭環境等等，因此，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從來就不是獨立的，一切安排都必須基于企業的整體經營目標，所以說知識產權的結構設計、策略、投入等都要跟行業的競爭環境、企業的發展階段以及行業的特點密切關聯，架構設計是跟背景密切關聯的。在座的很多都是企業家，分布在不同的行業，不同行業的競爭環境、企業的發展階段以及企業的全球化的水準是不一樣的。雖然具體的方式不一樣，但從戰略高度需要重視創新和知識產權的精髓和實質是相通的。
第二，關于知識產權的兩個“生態系統”。隨著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發展，創新和知識產權已不再局限在一家企業、一個行業、甚至一個國家，它涉及到全球各個國家、各個行業，涉及到各國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公共權力，也涉及到產業、企業、個人等私人領域，必須得到更為廣泛的共識，各個因素相互協同，才可能構建起良性的生態系統，因此，這就形成了知識產權的兩個生態系統，一個是全球生態系統，另一個是國家生態系統。往往我們僅僅從局部的觀點去看覺得好像是很正確的東西，如果放在一個更大的國家生態或者全球化生態下檢驗，結果卻證明是錯誤的;往往很多似是而非的問題，可能我們找不到答案，但是站在全球化的更高層面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就豁然開朗;要想真正掌握這個問題的靈魂，我們一定要知道世界、知道歷史、知道全球競爭環境這個全球生態、還要了解立法、司法、行政、企業實踐、服務支撐這個國家生態，掌握這個問題的實質，談知識產權就必須用世界的眼光和兩個生態的全視角來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十分愿意將自己的實踐體會與各相關方分享的原因，也是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
第三，人類發展知識產權制度大約在300多年以前，不到400年，是從歐洲開始興起的，發展到今天，已經經過了三個重大的歷史階段，最早人類在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的背景是工業革命帶來的創新浪潮席卷歐洲，人們希望通過國家這種公權力來給予創新者一段時間的剛性保護，使他們獲得經濟利益，進而鼓勵他們繼續投入深度創新，也示范其它個人和組織加入創新者行列，從而構建起一個國家層面的保護創新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使得創新者得到好處，努力創新。
從世界歷史的發展實踐來看，這種制度對于先進國家的進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達到了制度設計的目標，即：保護創新者的利益，讓創新者得到好處，讓更多的創新者愿意繼續投入創新。人類的所有實踐都證明，所有采取了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從最早的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到西歐各國，再到后來的日本、韓國、再到今天的領先世界的美國，實證都表明，凡是采用了真正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無一例外，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因為采取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使得這個國家衰落，因此，我們可以說知識產權制度是一套科學的制度體系。
既然是科學的制度，我們要做的更多是要學習這個制度的靈魂，學習這個制度的根本，為我所有。這是知識產權制度的第一個階段目標;從TRIPS協議開始，知識產權已不再僅僅只是單純的國家問題，它已經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和國家競爭力的新階段。我們看到世界三大貿易都與知識產權密切相關，無論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還是TRIPS協議，知識產權實際上已成為世界貿易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它也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第二個發展階段。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制度設計就充分的體現了這樣兩個階段的目標，美國的聯邦法院和州法院更多的是保障實現第一階段的目標即保障本國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的，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這一準司法機構更多的是保障第二階段目標即：保障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力的(還有另外一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是保障美國在投資領域的全球競爭力)。
第三個發展階段是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知識產權變成了世界的話語權和世界定價權基礎，今天的世界格局是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美國首先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鉆石的價格，然后歐洲就跟隨美國，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黃金的價格，而我們因為許多模糊的認識，就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蘿卜、白菜的價格，所以就知識產權的價格而言，當今的世界格局是：美國的專利是鉆石的價格，歐洲的專利是黃金的價格，而中國的專利是白菜、蘿卜的價格。例如，同樣都是3GPP的核心專利，憑什么會出現這種價格的巨大差距?我們能不能跟上這個世界的步伐?我們是不是真的應該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這一制度的靈魂?從中國的全球競爭力角度來重新審視我們基本制度體系。面對新時代，隨著我國產業規模和能力的持續提升，中國已經形成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的主戰場和核心力量，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又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改變這一不公平的定價規則的歷史性機遇，我們應當從國家戰略層面有所作為。
第四，再說說中國的情況，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系統建設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為止大約30多年時間，1982年第一部《商標法》，1985年第一部《專利法》 。通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形式上跟西方一樣的知識產權制度，這很不容易，也很偉大。但我們應該理解的是，在八十年代我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的時候，是在一種外部壓力的環境之下開始的。當時，我們受到了雙重壓力，一是我國希望加入關貿總協定，即后來的WTO，二是中美進行著的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多輪知識產權談判，因外部環境一直都是西方公司壓著我們保護知識產權，而且當時中國的產業還處于百廢待興的起步階段，所以就形成了一個觀念和基本假設，就是主要知識產權是掌握在西方公司手中，保護知識產權可能更多的是保護了西方公司的利益，因此我們以應付的心態形式上給予保護，但不是從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發自內心的真正保護。
如果說當時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那么今天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這一關乎國家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首先，我們看一看不保護知識產權損害最大的是誰?其實不是外國公司，例如微軟，如果我們不保護它最大的損失充其量是中國市場的一部分利潤，動搖不了它的根基。因為它的源在美國，況且電腦都要大量預裝軟件，而這些預裝廠商是不敢侵權的。但是對于中國有希望的企業情況就不一樣了，例如，我國獨立應用型軟件行業全軍覆沒，除了有捆綁的軟件公司勉強活下來了，例如與硬件捆綁，與客戶捆綁。像文字處理等這樣的通用型軟件公司都存活不了，因為它投入資金開發的軟件，很快就被盜版復制，創造者沒得到回報，怎么還可能還有資金和能力去繼續投入創造，企業怎么能夠成長起來，因此，保護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國有希望的企業。剛性保護環境沒有形成，我們就不具備產生微軟這樣偉大公司的土壤。
第五，如果我們用更高的標準來衡量，從知識產權制度設計要實現的目標來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世界范圍內各國對于知識產權制度設計需要實現的目標一致的認識是什么呢?就是剛才講的三個階段的目的。也就是第一個目標是保護本國的公平競爭環境。怎么衡量是不是達到這個目標?很簡單。讓創造者得到好處，使得他們愿意深入投資開發，使侵權者受到足夠的懲罰，讓他們不敢做侵權的事情，從而形成一個真正保護創新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這就是第一目標是否實現的衡量標準。現在來看，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比較遠。第二個目標是保護本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全球競爭力，也可以表述為使國家在全球貿易中具有競爭力。那么我們現在有沒有競爭力呢?衡量的標準也很簡單，如果一家美國公司用知識產權在美國起訴一家中國公司，而中國公司同樣用知識產權在中國起訴美國公司，如果兩個公司獲得了平等的地位，這就叫競爭力。以這個客觀標準來衡量我們是沒有競爭力的。再說說第三個目標：在國際貿易中的定價權和話語權，事實上我國目前在知識產權國際貿易中是沒有正向的收入，只有大量的支出的，更別提定價權和話語權。
為什么我們沒有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三個目標呢?其核心原因是公共權力的剛性保護力度太弱!據統計，在美國法院對一件侵權專利的平均判賠額是450-500萬美元，歐洲法院的判賠額略低些，也在同一個數量級水平，而中國法院對一件侵權專利的平均判賠額是8-15萬人民幣，有幾個數量級的差距。大家試想想，首先，一件侵權專利平均8-15萬的賠償額意味著就連申請專利和聘請律師的成本都不夠，又如何能起到激勵創新者的作用?侵權代價太低的后果客觀上起到了鼓勵侵權的作用，市場就會出現劣幣驅良幣的現象，如何能構建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這第一個目標?其次，再看看國家競爭力，如果一家美國公司在美國用知識產權起訴中國公司，一件專利侵權它可以獲得450—500萬美金的賠償，而中國公司在中國起訴這家美國公司即使贏得訴訟，一件專利侵權只能獲8—15萬的人民幣的賠償，這樣我們國家怎么可能有全球競爭力?再次，從世界定價權來講，我們知道美國高通公司每年的專利許可收入是80-90億美元、IBM是20多億美元、微軟大致也是接近的水平，歐洲的愛立信每年的專利許可收入是10多億美元，諾基亞大致也是這個水平，這些歐美知識產權收入的基礎就是法院的判賠作為最后一道防線所支撐起來的，而在中國，幾乎沒有企業可以通過知識產權獲得收益，更別說世界定價權和話語權了。因此，如果不解決司法判決的賠償額問題，將永遠也無法實現知識產權制度設計要實現的三大目標!
第六，具體談一談知識產權全球生態系統和國家生態建設。我們應當積極參與全球生態系統建設，包括積極參與WIPO等知識產權國際體系，包括積極參與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組織活動、擁有話語權、并作出自己的貢獻，包括對國際標準必要專利在本國的實施進行管轄和審判，包括積極參與國際、多邊、雙邊的條約或協定，包括在知識產權審查和授權環節的國際協作和互相承認，也包括通過國內立法和司法做出符合世界潮流的決定以影響世界規則(用自己的行為結果來參與世界規則的制定，這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最擅長的，值得我們借鑒)。對于知識產權的國家生態系統建設它包含兩個方面。第一面就是公共權力。在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管理、保護、實施等各環節中，公共權力最重要或者最核心的責任是什么?就是保護，也可以說知識產權制度架構的核心基礎就是公共權力的剛性保護。因為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財產權，如果離開了公共權力的保護，它什么都不是，更無從談價值。我們知道專利是以充分公開為獲得權利的前提，查閱知識產權局公開文獻就可以知道詳細的技術信息，如果沒有公共權力的剛性保護，它就一文不值，同樣，商標權和版權/著作權是可以用很低廉的成本復制的，離開了公共權力的保護，它們都將一文不名。所以公共權力唯一最重要的責任就在于保護，當然還有一個國家局的專利審查，這是公共權力的另外一個責任，但是保護是最核心的。其他的環節，如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管理、實施更多的是權利人這一私權的責任。只要公共權力保護好了，權利人獲得了合理回報，形成氛圍，大家都會有動力趨之若鶩地去做，相反如果保護不利，權利人得不到合理的經濟利益，無論政府如何推動，企業是沒有動力去真正投入創新獲得知識產權的。
第七，國家各級政府以及司法、立法機構和產業界大家都在談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那么什么叫加強保護，其衡量標準是什么?其實很簡單，就是兩個標準，一個是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另一個是嚴重侵犯知識產權的刑事保護門檻。而目前8-15萬的專利侵權的平均判賠額是不可能達到構建公平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具備國家競爭力的合理水平的。我們不能是有一個好的指導思想從戰略層面上說要加強保護，但具體在執行的戰術行為結果上又是幾乎沒有保護的。剛才講歐美公司為什么能從知識產權得到那么多的收益，核心就在于最后一道門檻。司法的判決就是最后一道門檻，它是衡量保護水平的終極衡量標準。因為如果權利人不能通過協商獲得收益，它就可以通過司法來獲得，這樣協商定價才有基礎、才有保障手段。總體來看，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使得判賠額不要那么低。至少與歐美相比不能是幾個數量級的差距(比如美國是450-500萬美金，我們能不能先到450-500萬人民幣，而不是8-15萬人民幣)，這樣的話，我們才可能有一點競爭力。衡量保護水平的第二項，就是降低嚴重侵犯知識產權的刑事保護門檻，這個門檻不能使權利人十分難以主張合法權益。這就是一切問題的核心，也是當前的主要矛盾和國家需要解決的重要的問題，無論從構建國內公平的市場競爭，還是從國家的競爭力角度，亦或是從國家的話語權、定價權這三個維度來看，我們都需要這樣一個剛性的保護環境，都需要在侵權的賠償額和嚴重侵權的刑事保護門檻上調整。
第八，對于商業組織而言知識產權的一切目的就是用市場化方式獲得經濟利益，無論是商標、專利、著作權等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都是如此，那么，怎樣來實現這種經濟利益？按照世界的普遍慣例，有三種通過市場實現經濟利益的途徑，第一種就是通過壟斷性產品經營權利間接獲得經濟利益，因為知識產權是排它性權利，權利人享有獨占使用的權利，沒有得到權利人許可，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能使用，這種獨占使用的權利就可以產生高的產品附加值和知識產權溢價的經濟收入。第二種獲得經濟利益的方法是通過交換(交叉許可)實現產品銷售無障礙來間接獲得，例如工業標準行業的企業要全球化做生意，就一定要按照國際標準做產品，就需要用到國際標準中大量(如幾十個)的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的專利，如果單純地向這些權利人通過雙方談判去拿許可，則會承擔無法承受的成本，這時候為了取得全球經營產品的資格就必須使得這些權利人的產品也需要使用自己的專利，從而可以進行交叉許可，這就是知識產權的核保護能力，核保護能力就是保護自己的產品在全球市場經營時沒有知識產權障礙和不可見市場空間。通過獲得在全球賣產品的經營自由而獲得經濟利益。第三種獲得經濟利益的途徑是直接交易。利權人把自己的知識產權許可或轉讓給別人從而直接獲得許可或轉讓的收益，例如高通一年許可專利的收入是80-90億美元。同樣，微軟、IBM、諾基亞、愛立信等也都通過許可的方式獲得大量收入，而北電網絡在破產的時候6000多件專利轉讓出售賣了45億美金，大概每件專利75萬美金一件專利。摩托羅拉破產的時候轉讓其資產出售給谷歌，這個交易的金額是125億美金，除去29億美元轉賣給聯想的硬件資產和部分專利，其核心專利資產的出讓價是96億美元。因此，概而言之全球化企業開展知識產權工作的唯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從市場獲得經濟收益，沒有其他的。
第九，我前些年向國內大企業知識產權主管提出一個問題：各自列出自身企業申請專利最主要的三個目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第一個目的是為了獲得申請高新技術資質，第二個目的是為了獲得專利資助，第三個目的是完成領導交辦任務，還有一些更稀奇古怪的目的，比如說為了要上市估值、評職稱定、獲得項目等等。總的來看，我們國家大量的企業申請專利的目的不是通過從市場獲得經濟收入，似乎更多的是為了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或國家的政策支持。基于這樣錯誤的目的來申請專利，其方向就會走偏，以這些目的獲得的知識產權是不可能具備從市場上獲得經濟利益的能力，更不可能從全球市場中獲得經濟利益的能力，其質量就十分令人堪憂。國家制定這些優惠政策的本來目的是良好的，是為了引導企業和個人去獲得有價值的知識產權，但我們要記住的是往往政府鼓勵什么就只能得到什么，別想得到更多的!我們不能把企業引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第十，我們當前的主要挑戰是什么?我們國家已經連續多年是全球專利申請第一大國、商標申請第一大國，我國去年的專利申請量是世界其它發達國家美、歐、日、韓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可是我們申請了那么多專利，卻沒有從市場上獲得收入，它的意義何在?從世界范圍來看，如果知識產權沒有轉化成收入和現金流，它其實就是成本，沒啥光榮的。我們知道一件中國專利整個生命周期的成本大約是10萬人民幣，在國外每一個國家注冊一件專利平均大約需要1萬美金，如果1件專利申請10個國家就得花費10萬美元，因此，如果我們這么大量的專利申請沒有通過市場獲得經濟回報，那對企業而言是多么沉重的負擔，如果這些專利申請的目的都是從國家財政獲得利益，對于國家而言這又會是多么沉重的負擔，這有什么值得光榮的呢?我們到了應該反思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第十一，從全球競爭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的市場規模世界第一，我們的制造業GDP是美國和日本的總和，居世界第一，我們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無人可以撼動，我們其實具備了一個很好的位置。為什么這樣講?首先我們自己要有信心。按照世界專利價值的評判標準，一件專利價值的決定因素在于這件專利所覆蓋的銷售和制造產品的總量。因為專利是一種地域性權利，中國專利就只能覆蓋中國的銷售和制造，美國專利也只能覆蓋美國的銷售和制造，這是以國家為維度的地域性的權利。這個權利的價值多大?決定因素是在于這個權利覆蓋下的銷售和制造產品的總量是多少。因此專利覆蓋的銷售和制造產品的總量是世界公認的價值評判的唯一標準。那么從世界專利價值的評判標準來看，中國專利的價值是世界第一的，為什么?因為中國跟歐美一樣是世界三大市場之一，在中國市場銷售的產品就很多，這些在中國市場銷售的產品都在中國專利的覆蓋之下，中國還有另外一個歐美不具備的獨特優勢，那就是中國還是世界的制造中心，比如全球智能手機85%以上是在中國制造的，這85%在中國制造賣到全世界的手機都是在中國專利的覆蓋下，銷售加制造的總和中國最大，因此，中國專利的理論價值或者內在價值是世界第一。參加過國際知識產權許可談判的人都知道，我們在與國際公司談判議價時所談論的基礎就是我們的專利在哪些地域覆蓋你們多少銷售和制造產品的量，你們的專利在哪些地域覆蓋了我們多少銷售額和制造產品的量。誰應該向誰付錢的基礎是這個，雙方通過交叉許可可以沖抵的基礎也是這個。這是我們致勝的武器，也是一副好牌。但是我們現實的感覺是中國專利的價格很低，這又是為什么呢?因為專利在一個國家的價格是由這個國家法院的判賠決定的，我們國家平均每件侵權專利的法院判賠是8—15萬人民幣，這是我們知識產權價格低的根本原因。這就叫一副好牌讓我們打臭了，本來有一個價值連城的鉆石，我們自己把它定成了蘿卜白菜的價格。為什么法律判賠就成了現實定價的決定因素?因為法律是一個最后的保障手段，如果通過協商當事人不同意支付這個價格，權利人可以通過法院救濟拿到，知識產權這種無形財產是法律為基礎的，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線，實際上就決定了價格。使用人是不可能在協商的時候就同意支付比法院判賠更高的價格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專利的現實價格很低的根本原因，這也是因為我們觀念落后而產生的世界奇觀：一方面有最高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有最低的價格。所以當前問題的核心在于我們能不能通過提高司法判賠使得我們知識產權價格逐步接近其應有的價值，實現價值回歸，從而重新構建起我國知識產權在全球的競爭力。
第十二，如果公共權力構建了一個良好的剛性保護環境后，作為私權的企業組織應該如何來實現知識產權的價值。知識產權要變成價值是通過上述三種市場途徑來獲得的，私權的重點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們可以看看全球的企業、商業組織他們是怎么做的?縱觀全世界通過市場將知識產權變現的實踐，在工業標準領域，大約90%的收入來源是通過標準必要專利來實現的。例如，高通、諾基亞、愛立信、微軟，這些公司都通過將國際主流技術標準(如3GPP\IETF\IEEE\ISO等)的必要專利許可給其它企業從而得到收益。因此，標準必要專利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專利，我們要理解這一點。特別是要構建起我國企業在國際主流技術標準上掌握最有價值的標準必要專利的能力。而在非工業標準領域，主要的知識產權收入來源在于那些代表產業先進技術方向、具有重要使用價值和普遍被行業采用的技術方案，這也是我國企業需要構建的能力。
第十三，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組織在設立知識產權規則時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的，一方面為了吸引先進的企業把最好的技術貢獻給國際標準，引領國際標準朝先進的方向發展從而造福于人類，它首先是鼓勵的一面，這種鼓勵體現在國際標準的知識產權規約上，允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按照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將自己的專利許可給任何需要使用的人，這就是FRAND原則，也就是國際標準組織給這些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開了一個獲得經濟利益的口，這就是國際標準組織鼓勵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國際標準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權力屬性，工業企業都必須按照統一的國際標準研發、生產和銷售產品，否則這些企業的產品就無法在市場上出售，因此，標準必要專利在獲得FRAND原則許可的權利的同時，還要履行FRAND原則的義務，這就是有限制的一面，通過《反壟斷法》的約束，所以權利人不能過高收費、不能歧視、不能搭售等。應當注意到在全球范圍內，先進國家在討論標準必要專利的反壟斷約束時，對象都是國際標準的必要專利而不是國家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而且都是首先鼓勵、然后才有約束，是平衡的兩面。在標準必要專利的知識產權全球定價問題上世界的潮流是要做到四個有利于的平衡：即，有利于產業發展、有利于標準代表先進性方向、有利于鼓勵創新者持續投入創新、有利于所有消費者。要做到這種平衡則既不能采用過高的定價從而不利于產業發展、不利于消費者，如美國高通因為在無線通信領域定價太高，目前已經或者正在受到美國FTC、韓國KFTC、中國發改委、歐盟委員會等反壟斷機構的調查，同時蘋果公司也在全球范圍與高通進行反壟斷訴訟。要做到這種平衡也不能像目前這樣的不付費或過低定價從而不利于標準代表先進性方向、不利于鼓勵創新者持續投入創新，中國企業應該逐步培養起使用他人先進技術合理付費的思維，這樣才能贏得世界的尊重，才有可能真正參與全球主流市場的競爭，才會真正愿意投入深度創新從而取得領先，才可能贏得世界和未來。
第十四，我們國家最近好多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在如火如荼地熱議標準必要專利問題，包括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的85條等也涉及相關內容，這里有兩個誤區，一是我們針對的對象是國家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二是我們總是討論約束的一面而忘記了首先是鼓勵的一面。我們一定要理解制度的靈魂，否則任何一個方面極端化后就會搞錯方向。要知道國家標準的制定權是WTO允許的3個重要的非技術壁壘的權利之一，這是一個寶貴的權利，這就是為什么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用立法的形式去約束自己國家標準的必要專利權人。我們國家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第一，國際標準只是定出了知識產權規約和FRAND規則，至于權利人的許可行為是否符合FRAND規則是由各國司法機構來判斷的，是不是構成反壟斷問題也是由各國司法機構進行判斷的，國際標準組織不會進行判斷，因此中國當前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司法機構對國際標準的必要專利在中國的履行實施管轄。第二，對國際主流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在中國實施時過高的許可收費和歧視等問題進行反壟斷審判。而國家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人更多的應該是鼓勵，鼓勵這些國內企業將先進的技術貢獻給國家標準，如何鼓勵，就是像國際標準組織那樣允許權利人通過許可獲得合理的經濟利益，實際上迄今為止我們國家的國家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還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收益，我們并不急于立法對這些對象實施過重的約束和限制。舉個例子，記得當初我們剛進入國際市場的時候，西方公司憑借著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的必要專利來找我們收費，因為在第二代移動通信領域它們有許多國際標準必要專利，而我們沒有，我們當時唯一的能力是在中國國家標準的IUB接口中有幾件國家標準必要專利，我們因此才獲得了一點點交換能力，今天有許多中國企業只具備這樣一點能力，我們不應該自廢武功。
第十五，在世界范圍內，衡量一家企業的知識產權的競爭能力的標準是什么?分不同行業標準不一樣。對于工業標準行業，衡量一家公司的知識產權的競爭力就是兩個指標，第一個是在歐美中三地的授權專利的質量和數量，另一個是在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當中核心標準必要專利在歐美中三地的授權數量和質量。對于非工業標準行業，基本也是這樣的邏輯，但是有一個變化，就是把可訴專利作為衡量標準。什么叫可訴專利?就是我們可以在中國、歐洲和美國提起訴訟并有很大可能性獲勝的專利。
第十六，過度片面地強調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對企業的全球化發展是有害的。因為我們的企業應該放眼全球，對于企業而言創新不是目的，狹隘的自主更不是目的，取得商業成功才是目的。我們更主張的是開放性的系統，在國際的主流技術標準上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說移動通信的主流國際標準3GPP，因為主流的國際標準意味著主流的全球市場，這才是我們需要聚焦的發力點，唯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具備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參與全球市場的分配。我們不要忘記融入世界的重要性。由于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組織的開放性、協商原則和投票機制，都決定了未來的世界競爭都會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合作協同、合縱連橫是未來的方向，我們的核心能力要發力在重要的世界潮流上擁有重要的話語權，而不是狹隘地自己搞一套自己的與世界不同的標準，這種所謂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在需要互聯互通的工業標準領域是沒有價值的，對國家、產業和企業的長遠發展是十分有害的。
第十七，企業應該構建起內生性知識產權的獲得的能力，從微觀上說，申請專利要構建一個什么能力才能申請好的專利?專利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就像廚師炒菜，首先原料要好，也就是說創新成果和技術要好，其次是廚師的烹飪手藝要好，也就是把好的發明創造、創新技術轉變成法律權利的功夫要好，寫出來的法律文件要好。所以高質量的專利需要有打造高質量能力的體系，包括研發創新能力和打造高質量的作業流程和組織體系，這套硬實力才是基礎，要構建這樣的大質量體系。
第十八，國內目前對于專利價值還有一個誤區就是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是否在產品中實施專利技術了，其實如果一個專利別人都不感興趣，只有自己用，那么這個專利是沒有價值的，最有價值的是什么?是別人很想用又不能用，還有一個別人很想用，我可以拿來跟人家交換，所以專利的價值不在于自己用不用，而在于別人用不用或者別人想不想用，所以專利的價值往往體現在是否能套住競爭對手。此外，專利的價值與技術的復雜程度往往沒有必然的聯系，有價值的專利往往是那些容易被普遍采用的簡單技術，大家一談專利往往認為一定是要高深的發明，但實際上只要是創新，能產生使用價值，被普遍使用，就很有價值。
第十九，當前隨著數字化轉型、全連接世界和各種新材料、新技術的發展，新一輪的技術浪潮正在席卷全球，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新材料、安全等等，國際公司也正在對這些新領域的知識產權進行全球布局，由于市場規模的巨大優勢，在這樣一個新時代我國有可能在這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取得優勢，當然前提是我們自身內功的能力積累、全球化視野和布局能力。
第二十，從全球范圍來看，知識產權往往也是產業整合的工具，因為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創意，優勢企業就能夠得以發展起來，不會受到同質化低價競爭之苦，在本土的大市場中獲得足夠的收入和盈利以后，持續投入研發創新和能力積累，從而具備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能力，每一個行業都有幾千家同質化低價競爭的企業的模式不是世界潮流，也不可能有全球競爭力，行業的聚集程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全球競爭力的一項標準。知識產權是一種保護先進的制度，實際上也是產業整合的工具，保護創造者的結果就是領先的人會不斷地向前發展，然后不斷地整合行業落后的，然后去占領世界市場。
我們只有建立起這樣一個保護先進的制度，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和企業不斷發展壯大，為人類多做貢獻，從而使我們偉大的祖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謝謝大家!
提問環節
主持人：感謝宋柳平精彩的演講，咱們再一次感謝。現在機會難得，咱們進行互動環節，咱們有問題就提問。
提問：我來自北京旭陽集團。因為我們也在向華為對標學習，我想知道華為在知識產權、交易還有包括流程，就比如我們最近引進華為的PRD最新版的研發體系，模擬學習，我們也是一個大型企業的集團，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借鑒，特別在貿易、交易、版權這些方面。因為我們的市場也在歐洲和北美，希望您教給我們一些措施，怎么規避風險?或者怎么樣跟大咖進行合作交流?
宋柳平：我理解你們這個行業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工業標準行業，你要對主要競爭對手進行深入分析來制定競爭戰略，不管是研發戰略、還是知識產權布局戰略，我覺得首先要分析清楚你的競爭對手。第二，你要有能夠以小搏大的條件，如果你的競爭對手比你們市場規模大很多，這種方式比較好用。第三，要早一點進行全球布局，中國市場是一個杠桿，但是一定還要考慮在你的主要競爭對手的這些地方進行早期的布局，想辦法能夠套住。專利領域有一句話叫one is enough，就是說你用了一百件和一兩件專利可能效果是一樣的，所以就是說你總要想辦法有些創新的東西，把競爭對手套住。
提問：宋總您好，我是一直在手機行業做專利許可和訴訟的工作，剛才聽了您的演講，我心情其實挺低落的。手機行業，除了華為、中興這些，大部分企業的專利積累比較弱，在被其他企業征收許可費或被訴訟的時候，基本上中國的企業很少有能反訴，能制衡對方的，包括其他行業我了解也是這樣，包括醫藥、家電等領域，大部分都是這樣的情況。對這些企業來說，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是一個像保護傘一樣的機制。現在有一些企業，像華為，專利實力也在增強，有自己的核心專利。華為近幾年也一直呼吁中國的專利制度要加強保護，提高侵權賠償額，提高形式保護的門檻。我們也會有這樣的擔心，一旦中國的專利制度保護更嚴格了，侵權訴訟的賠償額提高了，華為首先做的不是拿華為的專利去反訴國外的競爭對手，反而向中國的兄弟企業去征收專利費，所以我想問一下，宋總對此有沒有什么想法?
主持人：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商業邏輯。
宋柳平：第一，要靠落后的制度去保護、去生存是不可能有未來，有世界的，這是第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我認為一個企業什么時候真正地愿意投入做知識產權，只有在他嘗到甜頭或者嘗到苦頭了，如果沒有這兩個情況，企業是沒有動力做知識產權，沒有動力做創新的。如果我們永遠停留在不去深度地投入創新，總是抄襲別人的階段，中國永遠沒有希望。第三點，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起訴中國的任何一家企業，相反，我們剛開始解決的都是外國公司的問題。但是，如果中國企業都養成在本土不交費的習慣，他永遠沒有出息。我們剛開始也沒有專利，我們主動去向諾基亞、愛立信、北電、西門子等國際公司要許可，去交錢。正因為我們主動交錢，所以就深刻地知道這個東西的重要性，所以就愿意真正投入了，所以才發展起來。如果在中國本土不愿意交費，難道愿意在國外交費嗎?當我們走出國門時如果沒有形成繳費的思維習慣，只要業務和規模稍微成長起來，就會被收拾，可能有幾十家公司來收拾，而不是一兩家公司，如果你沒有具備這個能力，是沒有世界和未來的。
主持人：我個人覺得必須得交錢，交錢了你們在座的各位才有未來，那意味著你們研發沒有價值。
宋柳平：如果根本交不了許可費，那就說明他沒有希望。
提問：手機這一塊，在專利許可訴訟的時候，我們最難搞的是標準專利，就是在芯片里面實現的，像無線或者3G、4G制式這樣的專利。反而像涉及到外觀、硬件的專利，手機企業是不怕的，因為一方面供應商可以提供一些知識產權的擔保，另外一方面還可以做一些無效或者規避等其他的動作。但是對于芯片的專利，對涉及到標準的專利，大部分中國手機企業是沒有辦法的。大部分企業芯片供應商都是高通這些，他們是不提供知識產權保護的，這種情況下，有一些企業也在呼吁，像剛才您說的，應該是去創新，不要去抄襲人家，但是芯片里面實現了這些標準必要技術的話，大部分手機企業沒法去預知芯片里面是什么樣的技術，他的這個侵權可能不是故意的。另外一個問題，為了反制這些標準專利權的許可訴訟，現在有些企業也在呼吁，許可費的計算標準應該是以最小的銷售單元來計價，而不是以手機整機進行計價。我想聽聽華為這塊是怎么想的。
宋柳平：第一個，標準必要專利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專利，因為世界知識產權主要的收入來源在這個地方。要避開標準必要專利是不可能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們認為這仍然是世界的主流。專利侵權和故不故意沒有太大的關系，你只要用了，就需要獲得許可。第二，全世界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實際上美國的定價太高，應該下降些(如高通)，蘋果在全球訴高通，核心不是該不該收費，而是要合理的收費(相比其它公司是10倍的水平)。未來，美國FTC調查及蘋果與高通的訴訟以后，會打出一個世界規則，高通的定價太高了，會降下來。另一方面中國的定價又太低了，應該上升一些，這樣才是合理的。第三點，關于以最小銷售單元為收費基礎的問題，即使在美國也是一部分獲得支持，還不是普遍支持。蘋果與高通的訴涉及兩個東西，即最小可銷售單元，權利用盡問題，訴訟會把這個規則確定，但是總的來講，我覺得世界未來的趨勢肯定是要交錢的，你要用人家的許可絕對要交錢，這是人類不會放棄的原則，但是可能不會像交給高通那么多錢。我們不要站在一個狹隘的觀點來看。合理交費的環境可能對大家都有好處，記得我們早期走向海外的時候我們都是主動去向西方公司交錢獲得許可，我們要相信在創新和知識產權上，中國在世界產業鏈中是有優勢的，因為創新不就是研發投入嘛，在歐洲北美投入一個研發工程師的成本，在中國可以投入四到五個工程師，中國人還很勤快，長期積累我們一定會有競爭力，核心問題是我們不要老想用一些不正確的方法來贏得競爭，要走正道，才有未來。
提問：不知道宋總對咱們公司商標業務，怎么看待?咱們華為商標在海外商場有沒有遇到什么問題?另外，華為公司內部現在對知識產權是如何管理的，比如專利是有一個專利的部門，還是由一個IP部門同時管理專利商標?還是專利商標這些是放在公司法務部，謝謝。
宋柳平：為什么今天主要講專利，因為專利是最深刻的東西，是最重要的競爭點。商標是一個名號，所以它的競爭簡單一點，但是不意味著商標不重要，公司的主商標，要快速地去在全球獲得注冊，商標布局跟專利布局邏輯是不一樣的，商標布局是全面性的，在全世界都要布局，因為速度很重要，特別是在很多申請優先的國家，哪怕是使用優先的國家，布局早一點也很重要，否則將來爭議起來要證明使用也挺麻煩的，所以商標很重要的就是全面性，包括主商標，包括產品商標都需要，我們是有一個專門的團隊在知識產權部里頭管商標，管商標的核心在于不斷地去在市場上建立品牌，很快速地推向市場，要不斷地接受各個地方的挑戰，商標還有很多規則，包括審理商標的規則，中國還有一些本地化的著名商標規則可以用，商標還與域名、字號等其他權益有關聯。哪怕馳名商標的保護也是有限的，案件太多，打不過來了，有影響的就處理一下，但是總的來講，要保證自己的使用安全，這是第一位的。
提問：其實我們無人機行業，深圳大疆做得比較好，全球的專利布局比較好，雖然我們是競爭對手，但是我們還是比較敬仰的。剛才宋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觀點，我們也是非常認同的，我們跟大疆之間有一些訴訟，但是因為遭遇中國NPE騷擾，我們最后和解。因為咱們有一些判高的賠償額，中國也是剛剛興起來的。我想問宋總，華為也是遭遇了國際的NPE，那么華為在這方面是怎么處理的?對中國新興的NPE有什么看法?第二個是關于商業秘密，商業秘密是企業IP保護重要方面，可能要靠企業安全管理，但是現在中國現狀是很多企業沒有這些安全管理，那么您是怎么給這些企業一些建議，保護商業秘密?
宋柳平：前段時間大談特談NPE，我覺得沒什么好談的，全世界NPE大多在美國，還有一部分NPE在歐洲，中國基本上沒有什么NPE，這是第一。第二，NPE其實沒有很恐怖，因為它只要錢，不要命。NPE是不區分國別的，主要是進攻大公司，從競爭的角度來講。它主要在美國，進攻大公司，我們的競爭對手都在美國和歐洲。也許什么時候中國有NPE，說明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就好起來了。要知道世界對NPE的看法也并不是完全的負面的，它還是有活躍交易的作用，只是收費不能過高。當然戰術層面對付NPE也有很多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要考慮本國的情況，要考慮專利的情況等。在美國有大量的NPE是大公司，比如說IV、PRX、fortress等，都是幾十億美金的資產，所以現在中國談NPE沒有什么意義。
關于商業秘密，它跟專利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往往是技術方案保護中最重要的，一般比較容易被復制的部分用專利保護，比較難復制的部分可以適用商業秘密保護，這兩個結合起來才是最好的保護。第二，信息安全部主要管商業秘密，采取核心資產的管理和一般資產管理，要兼顧共享和效率，要掌握一個度。
提問：我先問兩個程序上的問題。考慮到專利的質量和分級，我們參考借鑒華為公開的分級方式，因為作為初創公司，所以都在學習華為還有其他公司的制度。創新性足不足，不可替代性足不足，應用性廣不廣，商用性如何?希望您給提供一點建議。第二關于專利質量的問題，雖然是小公司，但是還是想參與一些國外專利的布局。一方面坦率地說中國專利的代理人，給錢不多，怕效果不一定能達到最好的標準，另一方面考慮到要布局美國和歐洲的專利，怎么在初期把說明書寫得好，所以請您提一些意見?謝謝。
宋柳平：第一個關于專利價值的評價，一共有九個標準，除了你剛才講的那些，還有一些，比如說是不是標準必要專利，標準claim 是不是明確、清晰?有沒有證據證明很容易取證對方侵權，還有一些，總共是九大因素評價專利價值。評價專利的價值一定要跟獎勵掛鉤，對于不同專利價值，給予的獎勵是不一樣的，比如A+級專利，可以給予很高獎勵，獎勵是在產生價值的前提下。關于專利的撰寫問題，要通過嚴格的審核程序來提高質量，包括對代理人的評級，不同的等級代理不同重量級的專利，但是不同等級要給不同的錢。總的來講就是人的水平，一切工作就是圍繞怎么提高人的水平，不管是外部人還是內部人，方法很簡單，就是通過經濟的杠桿來體現。我們更主張直接跟美國、歐洲的代理資源勾兌起來。總而言之就是人的能力。
提問：直接找美國代理做，但是美國代理人撰寫費太高，所以沒法讓他們直接撰寫美國專利，就算撰寫了還要考慮其他的因素。所以就是中國專利代理人加美國專利代理人，還是歐洲代理人加中國代理人。
宋柳平：盡量少加，加不加取決于你的外部溝通能力，你不加說明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其實綜合的結果是直接的方式可能是最有效的。
提問：宋總您好，我們是做知識產權服務的。我想在這兒核實一下，一個專利的價值判斷的標準是該專利覆蓋產品的銷售和制造的總金額，這是您剛才提出的概念，我剛才復述的是不是準確?以后這會成為我的標準。我之前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工作，現在大力倡導專利運營。其實從我個人角度來講，我對專利運營這個概念不是特別清晰，從我所了解的華為在從事專利運營過程中，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我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請宋總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對專利運營做一個定義。第二個問題，在華為開展專利運營的過程中，請您舉出幾個專利運營包含的要素，能不能再舉兩個案例，一個是失敗的案例，一個是成功的案例，謝謝。
宋柳平：中國現在如火如荼搞專利運營，搞知識產權運營，每個地方都有很多的公司，國家財政部也拿了很多錢做，但根本的問題在于解決價值問題，因為運營一個東西，必須是這個東西有價值才有運營的基礎，或者說全世界都認同它有價值，現在的情況是我們還沒有到這一步，所以早了一點。就像證券交易所，你要有有價值股票才能交易起來，實體經濟愿意把股票放在市場上。如果沒有人愿意買賣、交易，太多的交易所有什么意義。現階段我們還沒有具備整個運營的宏觀生態環境。第二點，我覺得現在確實有點希望，因為現在世界已經向東方轉移，很多知識產權運營的西方公司想在中國開始做事情。蘋果訴高通，第一訴是在美國、第二訴是在中國，第三訴是在英國，中國已經變成了世界的主戰場，為什么?是因為中國有這個市場規模，產業發展水平已經到一定階段了，所以實際上是在向東方轉移，但是我覺得這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中國的專利價格要上去。上去不一定要等到跟歐洲、美國一樣的價格，人家450—500萬美元，我們達到450—500萬人民幣，這才有經營的可能性。第三點，我們沒什么知識產權運營，也不叫運營，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為公司提供一個全球的保護能力。但是我們要建立起一個規則，如果大家都不交費的話，就都維持在低價競爭的無序狀態，如果大家交費，就會知道創新是值錢的，就會把產品賣得貴一點，就不會用濫價的方式擾亂市場。知識產權是個杠桿，可能未來的五年以后，這個事情會有變化。隨著美國FTC對高通的調查，韓國的調查，以及蘋果的全球訴訟會確立專利定價的新規則。中國專利也要調整定價中國才有一定的競爭力。最后一點，中國的市場當量足以支撐大的知識產權運營公司，你看美國有大概幾十家規模的知識產權運營公司，但是我們一定要構建起生態，有生態才有希望。
提問：宋總您好，您是我們業界的標桿性的前輩，無論是從通信專業還是從知識產權領域。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對于我們通信行業，標準必要專利確實是具有價值的，尤其是主流技術標準，我們公司也參加一些3GPP或者CCSA這些標準制定的工作，我的問題就是在標準討論的過程中，從技術角度來看，可能有兩條路徑。技術角度可能不分伯仲，或者可能A好于B，但是由于標準必要專利參與方的話語權問題，可能就選擇了稍稍差一些的那條路徑進到標準里去，我想問宋總您對這個現象是怎么評價的?另外一個，一個技術標準的形成需要多次討論，在每次提案提交之前，都會有加一些自己的專利在提案當中，我們如何使專利能夠盡量和最終確定的標準契合?這一點您有哪些經驗，向您討教一下。
宋柳平：國際標準組織從來都是一個合縱連橫和妥協的場合，將來像高通在九十年代初CDMA IS95A時那樣一家占大部分基本專利的可能性已經沒有，肯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縱連橫，而且我認為衡量一個標準，不僅是技術性，還要看經濟性，肯定是這樣的。未來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一個方向。還有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場合，最后這個方向還是接近于比較領先的東西，不會說是一個落后的東西，但是因為商業的原因，有一個稍微求其次的選擇，也可能是正確的。如果一家獨大，可能把這個事情搞死了，因為一家獨大的方式肯定是死路一條，這是世界的常態和規則。第二個問題你談到跟標準相近的問題，因為我們最近也在跟國家局提建議，中國專利在申請的時候，可以修改的靈活性太死，比美國和歐洲差，所以美國和歐洲很多時候可以再修改，因為標準不斷地在制定和變化，專利也在跟著修改，要保持靈活性。
提問：我注意到宋總1996年加入華為，當時ICT行業也是一片紅海，我現在和您以前的經歷類似，我現在在無人駕駛行業，無人駕駛像華為也都參與了這個行業。您對20年前的你或者對華為有什么建議?
宋柳平：市場選擇的機制，市場力量是很強大的，市場選擇才是最正確的。如果說能給出什么建議?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學習能力，適應能力。我們很多領域都是從零開始，我們從無知開始，虔誠的向所有人學習，向競爭對手、向同行學習，向內部、外部學習，最后的結果就是變成世界第一，所以唯一能說的就是要有學習能力，我很欣賞耶魯大學校長的話，他講的是學校主要目的不是教知識的，而是教你適應各種能力、各種工作的環境。只是拼命去干，拼命去學，找到了適合市場競爭的方法和法則，很多的時候更多的是在內心的悟，悟出這個事情的靈魂更重要，體會到了靈魂和本質，通過戰爭去理解市場競爭的靈魂和本質。
提問：宋老師你好，我是來自阿里大文娛的員工，我有一個問題，可能比較細節一點。我聽您說有一個每月聽證的流程，我覺得里面有一些友商監測，包括會做一些CC這樣的工作，我想問一下華為這邊對競品監測有什么維度?有沒有檢測有商的專利，或者只是把特征拿出來對CC，還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宋柳平：聽證只盤點自己的資產，不盤點別人的資產，因為分析一件別人的專利，代價是一萬美金以上，所以沒有必要花這個精力去做。要構建一個制度，激勵這些人找到一切方法，找到專利的價值點。手段就是專利評不同的價值，給的錢是不一樣的，所以人們就拼命地爭前恐后讓他的專利評優，完成聽證、定級，包括要用銷售、研發等等各種資源來找到依據，比如制作claim chart、發現侵權的證據，跟標準的關聯等等，但是把這個責任直接轉化到產品線的組織，這是他們的責任，我們更多的是提供一個杠桿。
提問：宋總您好，我是小米主管銷售的法務總監，先表達一下對您的敬仰，華為現在能夠在海外有這樣的布局。我們正在出海，所以有很多困擾，有兩個問題。一個我們現在出海到歐洲，現在是假貨和水貨橫行，我想問，出海的時候如何以最effecient的方式來清理市場，您當年在華為出海的時候，對假貨方面是怎么控制的?
宋柳平：假貨和水貨主要是在中國出去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打源頭，打假的核心在于把源頭找到。這個源頭在哪里?主要在中國，想辦法在海關攔住，如果到世界各地，那滴水已經到海里，那個分子找不到，怎么辦?從源頭控制，順藤摸瓜把源頭打掉。
提問：第二是專利方面，現在開始進入歐洲市場，可能還會面臨比較大的一些公司的問題，在華為當年進入歐洲市場的時候，專利準備到什么樣的階段才全面進入歐洲?還有德國專利保護非常嚴，但是市場很好，我們也很糾結。
宋柳平：進入國際市場，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交錢，第二選擇構建能力。既不想交錢，又不想構建能力是不可能的，要樹立給錢的概念，但現在國內大多數還是停留在想不給錢的階段，給錢給多少，給少一點是可以協商的，但是不給錢是不可能的，不給錢就是流氓的做法，世界不把你作為一個正常公司看待，你就沒有獲得尊重和平等的地位，給錢多少可以談。交錢說明你有價值，交錢說明你公司有尊嚴，按照世界規則走，第三，交錢才會使你有動力去做這個事，否則沒有動力去做。未來的世界就是俱樂部，如果沒有核心專利，沒有主流國際標準專利，那不可能去參與世界競爭的，沒有可能性，或許人家等著你再大一點再動手。
提問：還有就是關于data privacy的問題，現在華為我想也有終端設備，也有大量數據，傳到data center，肯定是國際間傳輸，第一就是，標準現在每個國家都不一樣，我們想用歐洲的標準，但是在有些東南亞比較欠發達國家，有些政府部門其實是想要一些back door，華為針對這種怎么處理?
宋柳平：第一就是隱私保護，歐洲是最先進的，而且GDPR馬上就生效，對整個世界是有重大影響的，要深入地去理解一下GDPR的架構，包括數據的不出境，本地化問題，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當前世界范圍有兩個東西既是矛盾的組合體，也是相對的，第一，反恐的需要，因為反恐的需要會導致公共權力對隱私數據不斷地獲得的途徑，第二個因為隱私涉及到互聯網的發展，云的產生，隱私數據變成大家公共關心的問題，變成人權的組成部分，所以反恐和人權這兩個東西各個國家都在博弈。有兩個原則，第一，遵守世界各國的法律合規，那個地方要有正式的法律，要有正式的法律程序，要有正式的法律規定。第二，在沒有法律的情況下，以嚴格的保護隱私為目的來做事情。
提問：宋總，我們這個行業沒有標準必要專利，華為公司是研究先進材料的，您剛才提到有一萬多人的隊伍在做研究，而且是一個領先技術，怎么去研究?在咱們華為內部，是怎么樣體系去激勵，或引導技術方式去做專利布局?就是在華為內部有什么樣的評判體系和激勵措施去做這方面的創新?
宋柳平：糾正一下，不是先進材料的研究，是先進技術的研究。第二個，研究的目的不是給人家下套，專利申請的目的是給別人下套，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探索這個領域的先進技術，這是兩個概念。這是兩回事，你們去體會一下核心意思。第三個怎么鼓勵?沒有什么聰明的方法，就是給錢，給錢人家就愿意干，讓這些創造者多得到收入，人家就愿意干，回歸到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激勵的方法。物質激勵是先行的，當然還有一些精神的激勵，這是另外一回事。這樣就形成一個導向，大家都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所以給錢最重要。
提問：我來自山東魯能智能，在2014年聽過您的講座，感觸非常深。我們公司也有很多的企業標準，國家行業標準，我們現在在推國際標準。如何把專利做成標準必要專利，我們這方面特別困惑?在專利形成標準這方面有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或者建議?
宋柳平：第一，國家的發展、產業的發展很重要，只有國家發展了，生態環境好了，我們才更有機會。第二就是標準必要專利的問題，怎么來衡量標準必要專利?就是專利的權利要求跟標準的描述是一致的，變成claim chart，這個對應關系對應起來就行了，這里面確實有很多技巧，專利要及時申請，晚申請哪怕一天可能導致專利權無效，因為國際標準組織是一個公開的場所，相當于披露了技術，第二標準是不斷地變化，要有修改專利的機會，適應這個變化。還有合縱連橫，你需要很多盟友，很多盟友國際標準是投票的，誰獲得投票多就有權利。你要在國際標準中占領重要的地位，你有很多標準組織的主席、副主席，那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了，微觀操作還有很多的東西。總的來講，首先要把你的專利發明搞好，要把專利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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