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4日，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在北京開幕。2025年3月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為大家整理來自全國兩會代表們關于“科技成果轉化”的提案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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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民進上海市委主委黃震：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支持政策 賦能產業創新
黃震認為，構建分類人才評價機制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對于基礎研究成果，以高水平論文發表等為評價標準，將應用研究評價由以論文為導向轉向以應用價值和社會價值為導向，將科研人員創業企業、資本融入、吸納就業、技術轉讓、稅收繳納、產值貢獻等顯性社會貢獻納入人才評價體系。同時，優化科研人員創業活動的人才流動機制，切實打開高校院所和企業人才流動的“旋轉門”，落實高校院所科研人員離崗創業制度。
加大科技服務公共平臺建設投入，也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的關鍵。黃震認為，如果將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分為九級，高校院所側重“從1做到3”，企業側重“7到9”，將技術產業化、鏈接科技與產業化之間的“4到6”往往陷入“死亡之谷”。在“4到6”的階段，政策與資金扶持明顯不足。
“德國弗勞恩霍夫研究所以合同研究為紐帶，在高校和企業之間建立了一套創新鏈與產業鏈有效融合、相互促進的運轉模式。可以借鑒德國相關經驗，發揮政府財政資助項目的‘指揮棒’作用，加大針對‘4到6’公共平臺建設的政府財政資助力度，通過概念驗證、中間驗證等過程，將科技新概念、新想法、新方案、新專利等‘青果子’催熟，進而撬動更多風險投資、產業投資等多元化社會資本投入科技成果轉化過程，幫助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黃震說。
黃震建議，大力推廣“完全賦權”，盡快修訂科技成果轉化相關條例，提供有力的法規條例支撐，強化通過“賦權+轉讓+約定收益”，將科技成果交給科研人員和投資持股主體，將“完全賦權”從“盆景”轉變為連綿“風景”，用市場手段把高價值科技成果“挖出來”，賦能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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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長劉忠范：強化產學研協同創新 暢通科技成果轉化路徑
劉忠范院士表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長期存在“不敢轉”“不想轉”的癥結，原因在于學術界長期以發論文、拿項目為閉環，科研人員缺乏轉化動力，且中間環節投入大、周期長，既無評價標準，也缺乏專項支持。他用創新鏈“1-9理論”闡述了“產學研協同難”的老問題，指出高校專注原始創新，企業聚焦市場應用，而決定轉化成敗的工程化、規模化階段卻成為斷層。為破解這一困局，劉忠范強調，強化中間轉化環節、構建完整創新鏈條是關鍵，只有讓實驗室里的“盆景”真正成長為產業界的“森林”，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才能獲得堅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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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盧建軍：在全國范圍推廣技術經理人專業職稱
盧建軍建議：以創新聯合體建設為抓手，加快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建議建設國家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出臺鼓勵一流大學和龍頭企業建立深度融合的創新聯合體政策。落實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解決好“企業主導什么、怎么主導、校企融合什么、在哪融合、怎么深度融合”的問題，引導創新資源圍繞企業集聚、創新活動圍繞企業開展，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發揮評價“指揮棒”作用，完善卓越工程人才培養評價體系。建議完善適應卓越工程人才培養評價標準，把解決實際工程問題能力作為專業實踐環節的重要考核內容，以包括但不限于成果轉化、產品創新、產品設計等多種成果形式代替傳統學位論文，破除“唯論文”評價體系。
加快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打造高水平、專業化轉化服務體系。建議完善金融資本支持科技創新的激勵機制，發揮種子基金、天使基金、前端創投的重要支撐作用，引導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在高校建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專門機構，建設科技成果超市、技術交易平臺，暢通企業和金融機構及時發現、掌握、投資交易高校技術成果通道。
強化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完善人才培養、晉升和激勵制度建議鼓勵有條件的高校建設技術經理人學院，設立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生專業培養方向。暢通技術經理人職業發展通道，在全國范圍推廣技術經理人專業職稱。健全技術經理人激勵制度，探索建立技術經理人薪酬待遇、工資福利、職位晉升等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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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丁奎嶺：建立“全棧式全鏈條” 科技成果轉化平臺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從平臺、機制、源頭三方面協同發力。”丁奎嶺表示，當前科研成果轉化面臨成熟度低、國資參與動力不足、源頭創新支撐薄弱等問題，須重點構建“全棧式平臺”“容錯機制”“高價值科研導向”三大核心支撐。
建立“全棧式”“全鏈條”公共轉化平臺。高校成果成熟度低，多處于實驗室階段。建議建立涵蓋關鍵環節的公共轉化平臺，從技術迭代到資金投入，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保駕護航。推動各地與高校、科研院所協同建立更多此類平臺。
構建“算大賬”“算總賬”的容錯機制。金融投資是轉化重要推力，但國資創投因周期錯位、風險錯位而“不敢投”“不愿投”。建議金融投資以營造創新生態、推動產業升級為目標，提高容虧率，落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導向。高校內部也要建立盡職免責管理辦法，減少后顧之憂。
持續強化“高價值”“極交叉”科研導向。提升轉化率需從源頭抓起。國內高校轉化金額逐年上漲，但與世界一流大學有差距。建議鼓勵“高價值”“極交叉”科學研究，寫入“十五五”規劃。國家、地方政府及高校要設立更多針對性資助項目，將資源向此類項目或團隊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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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南開大學副校長陳軍：早日建立國家技術轉移中心 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南開大學副校長陳軍建議國家持續加大對天津市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資金和項目等方面的傾斜力度，早日建立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天津中心)，“打造‘立足天津、服務京冀、輻射北方、全國馳名’的科技成果轉化集聚區，建設成為北方高校科技成果的‘孵化器’，更好地支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天津作為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始終把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形成多部門協同推動、全社會參與成果轉化的良好生態。“隨著成果轉化改革的深入推進，一些深層次問題還亟待解決。”陳軍舉例說，在科研領域，科研成果產業化之前最艱難的中試驗證階段，被稱為科技成果轉化“死亡之谷”。科研成果往往只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缺乏從理論到實踐的過渡，導致核心技術成熟度低，難以直接實現概念驗證、小試試制、中試放大、產業應用的全鏈條貫通，沒有形成產業團隊持續研發和優化，很難跨越“死亡之谷”。此外，還存在專業人才相對短缺，以及啟動資金不足的問題。
陳軍一直關注相應問題的解決辦法，他介紹說，近年來，天津陸續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高校技術轉移機構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關于進一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創新改革的若干措施》等重大政策，從成果轉化服務體系建設、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賦權改革、盡職免責等方面提出若干條務實舉措。同時，積極推動高質量建設天開高教科創園工作，通過科技創新、產業煥新、城市更新，盤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質量，努力破解高校教師“不敢轉”“不愿轉”“不會轉”難題，推動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今年的全國兩會，陳軍建議立足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明確以北京為科研創新中心，以河北為產業制造中心，以天津為科技成果技術轉移中心的定位，“天津借助天開高教科創園平臺建設，主動服務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發揮濱海新區戰略合作功能區作用，與雄安新區、北京城市副中心錯位協同發展。”他提出，聚焦科技創新和產業煥新，聚力打造京津冀區域科技成果轉化中心，聚焦發展瓶頸制約，與高校、科研院所與金融機構、相關企業同向發力，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形成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通過聯合研發、共建實驗室等方式，促進基礎研究成果的共享和轉化，高質量、快節奏打造合作的平臺載體，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和質量，促進科技創新成果的商業化應用，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
陳軍還建議以中央財政補貼、中央預算內資金補助、發行專項債、超長期國債、減免稅費等方式支持天津市天開高教科創園及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建設。“建議國家加大對天津人才培養與引進的扶持力度，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他說，要堅持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以產業需求為牽引，以科技成果轉化為紐帶，帶動人才培養、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融合發展，“組建成果轉化專業運營團隊，打造技術經理人培訓、培養體系，強化服務保障和政策激勵。探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科教融合范式，以科技成果轉化質量與貢獻為牽引的人才評價體系，在實踐實干中培養應用型創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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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醫藥學部副主任方向明：貫通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體系
“在當前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科技創新還存在轉化‘鴻溝’，尤其是全鏈條體系尚未完全貫通。”方向明委員直言不諱地指出科技創新的“痛點”。
方向明委員認為，科技成果轉化要完成“科學研究—實驗開發—推廣應用”的全鏈條貫通，需要進一步打通科技成果轉化堵點，厘清科技成果處置權屬等核心問題，探索通過成果權益分享等方式合理分配創新成果;要探索構建定位清晰、優勢互補、分工明確的技術轉讓機制，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和潛力，提升科技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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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南京醫科大學藥學院院長韓峰：共建“產學研醫資”聯合體 加強醫藥類高校科研成果轉化
韓峰說，當前醫藥類高校成果轉化難，一方面在于人才短缺，不少醫藥類高校相對缺乏兼具醫學、藥學、知識產權、投融資及商業運營能力的復合型人才，技術評估與商業化路徑不暢;另一方面在體制機制方面，成果轉化貢獻沒有被充分納入高校的職稱評審考核評價體系，科研人員的創新潛力未被充分激發。
“醫藥研發和臨床需求與產業轉化脫節，缺乏‘臨床—科研—企業’深度協同平臺，早期項目概念驗證支持不足，超過70%的醫藥專利停滯在實驗室階段。”韓峰說。
與其他領域相比，醫學科學成果的轉化具有高風險、高投入、回報周期長的特點。針對國內醫學成果轉化率較低等問題，國家及地方也出臺過相關政策。比如，2024年10月印發的《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2024—2027年)》提出，發揮國家醫學中心、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國家中醫藥傳承創新中心等帶動作用，提升上海臨床研究和產醫融合能力。
韓峰表示，我國醫科院校的附屬醫院直接面向臨床重大需求，具有潛在新型醫藥產品管線的巨大儲備，醫科高校技術轉移團隊是打通實驗室到病房“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引擎。“需要立足本土實際，通過機構專業化、利益激勵、法律保障和生態協同‘四輪驅動’，突破轉化瓶頸。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從‘論文大國’向‘創新強國’的跨越，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科技動能。”
韓峰提出，應簡化職務發明成果轉讓審批流程，將技術轉移成效納入高校“雙一流”評估體系，對轉化收益實施階梯式稅收減免，并設立“科技成果轉化貢獻獎”專項表彰。同時，培育發展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和人才隊伍，提升醫藥市場化轉化能力。在“雙一流”醫科高校試點設立獨立運營的技術許可辦公室，配備醫學背景、精通知識產權律師及投融資的專職技術經理人，提供從專利布局到臨床驗證的全鏈條服務。
“建議共建‘產學研醫資’聯合體，支持高校因地制宜與龍頭企業、地方政府共建技術轉移中心，推動專職技術經理人深度參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融合。”韓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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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山東省委副主席劉曉靜：打造、扶持一批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
為高校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提速，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山東省委會副主委、山東藝術學院原副院長劉曉靜建議：積極引導科技人員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把行動統一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的宏偉目標上來。“建議將成果轉化效益明確納入“雙一流”建設或高質量發展考核評估指標體系”，劉曉靜說，加快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分類評價體系，單設成果轉化職稱序列，鼓勵科研人員將科技創新的著力點精準聚焦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
“推進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產學研主體深度融合方面，搭建更多的合作平臺，促進各方在人才交流、技術共享、項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入合作，讓不同主體的優勢在交叉融合中發揮能量，從而迸發出高質量的創新成果。”多渠道協助轉化，因地制宜賦能實體經濟，劉曉靜建議建設區域性技術交易市場，打造、扶持一批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構建“三級中試體系”(概念驗證-中試熟化-產業加速)，解決區域產業配套不完善、轉化落地支撐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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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邯鄲市科協主席凌濤：暢通技術經理人職業發展路徑，提高技術轉移專業人才隊伍的國際化水平
凌濤提出建議，進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推動科技成果與產業需求精準對接。
在增強高質量科技成果供給能力方面，一是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投入、平臺搭建等方式，引導高校和科研院所對科技成果進行分類、篩選和評估，建立科技成果數據庫、服務企業臺賬、技術需求項目庫、產學研合作項目清單，加強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重點領域的科技創新探索。二是暢通互信互利的“雙向鏈接”交流機制，增強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加大科技成果數據平臺的開放共享，發揮企業出題人、閱卷人作用，由企業張榜掛帥，以自身需求為牽引，全方位推進相關企業與科研院所合作。三是提高場景應用水平，推動新技術、新產品更快進入市場，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項目，精準識別培育高潛能未來產業。
在加強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方面，一是聚焦核心要素合理配置，前瞻性謀劃技術經理人隊伍布局。二是優化技術轉移人才供給結構，形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分級培育矩陣。鼓勵各類創新主體引入專家人才，鼓勵項目企業專家“站上三尺講臺”，鼓勵科研院所為項目企業全面輸送人才。三是暢通技術經理人職業發展路徑，提高技術轉移專業人才隊伍的國際化水平。
在持續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方面，進一步加強政策與法律的有效銜接，進一步完善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轉化激勵機制，完善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分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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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613所副總工程師蔡猛：央企需體系化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在當前的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中央企業面臨政策、人才、機構、平臺等多方面的挑戰，急需體系化的解決方案來提升其科技成果的轉化能力。”蔡猛表示。
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盡管中央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和成效仍有待提升。部分中央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面臨著政策不明確、人才短缺、機構不健全、平臺不完善等問題，導致科技成果難以有效轉化為生產力，影響了產業創新和轉型升級的步伐。
蔡猛認為主要原因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央企業在現行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體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夠全面;二是中央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實踐存在體系性障礙，科技成果轉化成效不顯著。
基于此，蔡猛認為要提高中央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和成效，應從構建中央企業科技成果轉化政策體系、加強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機構建設、加強成果轉化概念驗證與中試平臺建設等幾個方面來進行。
蔡猛表示，通過一系列措施，將會推動更多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催生新產業，推動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同時，也將進一步增強中央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為國家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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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加快發展中試基地 推動科技與產業融合創新
為推動中試產業高質量發展，徐冠巨建議，首先，加強頂層設計與政策引導，匹配區域產業集群發展，合理規劃中試平臺建設。其次，鼓勵支持龍頭企業與政府和科研院所共建“開放共享”的大型綜合中試平臺。最后，深化變革中試平臺建設運行的體制機制。
徐冠巨稱，中試平臺建設要加強政府、龍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間的合作，整合各方資源形成合力，共建“開放式、市場化、專業化”的中試共享平臺模式，打通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化，讓各類資源要素能夠在產業創新中高效流動、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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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激光技術研究所有限公司總經理司徒國海：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備專業的成果轉化人才和資源
“將創新端產生的成果落實到產業端，中間轉化還存在很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對接項目經理人，如何找到市場，怎么進行產品定義……后續還要有很多的投入。”司徒國海非常欣喜地看到，近年來國家知識產權局對此推出相關方案，為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轉化工作起到了推動作用。他認為，各高校、科研院所對專利產業化潛力進行初步判斷之后，在后續推進工作中，還需要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備專業的成果轉化人才和資源。
“因為成果轉化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相關成果是否具有轉化可能性?將來產業化規模有多大，有哪些轉化路徑，大部分老師不一定具備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希望后續有一系列的舉措能推動成果轉化落地。”司徒國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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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海信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賈少謙：通過制度創新讓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賈少謙建議，針對企業實驗室建立差異化評價機制，通過制度創新讓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既要重視‘從0到1’的原始創新，更要重視‘從1到100’的產業化落地，打通實驗室與生產線‘最后一公里’是關鍵。”賈少謙認為。
賈少謙表示，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中，能夠更好地把握關鍵核心技術的市場需求，而企業實驗室是優質創新資源的聚集地，是強化企業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重要抓手。
“我國企業實驗室建設仍存在缺少適配的評價機制等問題，建議構建差異化企業實驗室評價體系，以制度創新激發企業實驗室的創新活力。”賈少謙建議，針對企業實驗室建立差異化評價機制，加大對企業實驗室“技術產業化率”“成果轉化收益”等考核指標權重，引導企業實驗室在實現技術突破的基礎上，向技術成果高效轉化與產業化培育方面發展。
“科技創新既要‘頂天’攀登世界前沿，又要‘立地’服務產業需求。”賈少謙表示，將以大企業擔當發揮表率帶頭作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讓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走向“生產線”，跑出新質生產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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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好醫生藥業集團董事長耿福能：建議簡化技術成果轉化流程
耿福能建議：首先，希望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引導社會資本支持民營企業科技創新。尤其是在高技術領域，應建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轉化”梯度扶持體系，鼓勵企業加強自主知識產權的建設和提升創新能力。
與此同時，他還建議政府簡化技術成果轉化的流程，建立更暢通的科技成果轉化平臺。耿福能建議，應推動科研機構、學校、企業三方的合作，深化產學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就地轉化。
尤為重要的是，政府也應加強對知識產權和品牌的保護力度。耿福能強調，面對全球化競爭的壓力，民營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常常面臨知識產權、品牌保護等多方面的困難。因此，必須完善民營企業知識產權的法治體系建設，在司法實踐中加強對傳統實體企業、老字號企業和馳名商標企業的執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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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消化內科教授、廣東省南方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長劉思德：守住創新優勢，助力市場轉化
“對于科創企業而言，最關鍵的環節在于企業成立并推出產品后，產品市場推廣是否順利。”劉思德坦言，實際上，許多初創企業尤其是科技企業的創始人對市場運作缺乏了解，不少企業并非在產品研發階段夭折，而是在邁向商業化、進入市場的初期困難重重，然后折戟沉沙。
“很多初創產品需要在市場的驗證下探索出市場化的道路，“科創企業的初創產品如果和其他傳統產品一起爭市場，往往是連機會都沒有。以創新藥和醫療器械為例，其實我們不是‘偏袒’，而是讓每一個初創產品都有機會接受市場檢驗，產品倘若物美價廉、安全性高、療效顯著，自然能夠在市場立足”。劉思德告訴記者，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轉化，其實也要看一個地方會不會積極甚至是主導式地推動本土科創企業的初創產品進入本地市場。“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有的地方培育了初創企業，但在一個產品研發出來后，初創企業卻離開了最初孵化的地方，反而去了別的地方扎根。”劉思德說道。
劉思德認為，如果對初創公司的扶持能夠延伸至商業化初期，對科創企業的初創產品市場準入以及市場推廣等方面加大支持，提供基本的市場保障，避免前期投入大量資源卻在最后眼睜睜看著企業為了生存去了別的地方，必將可以更好地守住創新優勢，助力市場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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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稀土催化創新研究院(東營)有限公司副院長翟燕萍：加強頂層設計 提高新能源產業成果轉化質效
“加強宏觀統籌和整體規劃，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為新能源成果產出、成果轉化、產業發展提供生命力。”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稀土催化創新研究院(東營)有限公司副院長翟燕萍特別關注我國新能源開發及利用相關話題，她希望基于市場化機制，完善科研成果到商業化落地的全流程支持政策。
翟燕萍表示，近年來，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迅猛，科技創新成果快速涌現，但仍普遍存在著科研與產業“兩張皮”的現象，尤其在示范應用、商業模式探索等階段受到諸多限制，科技創新成果難以真正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難以滿足企業和市場需求。
翟燕萍認為，科技成果轉化是促進科學技術轉變為生產力的關鍵環節，科技創新一定要與產業掛鉤，不能進行成果轉化，也就失去了科研的初衷。對此，翟燕萍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對新能源產業的頂層設計和政策供給，構建更為科學有效的科研成果高效轉化機制，加強各方面要素保障，厘清參與主體責任義務，明晰各類成果轉化程序及服務指引，形成與技術創新發展和市場相匹配的標準體系，推動技術應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進一步提高科研成果轉化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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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上海交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特聘教授黃勇平：搭建國家級平臺，破局科技成果轉化困境
今年，我的建議將繼續聚焦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問題。當前的主要難題在于，研究人員擁有技術、原理和方法，但這些成果未能進入市場，而市場又急需可以直接轉化為商品或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問題的關鍵在于缺乏中間設計環節，且這一環節困難重重。因為企業不愿承擔風險進行組織驗證，而研究人員申請的縱向經費也不具備此功能，且資金不足。
為解決此問題，我建議搭建一個科技成果轉化的國家級平臺，涵蓋政策法規和人才支持等多方面的體系，以促進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這個體系能夠將零散的、碎片化的科技成果通過轉移轉化渠道整合成一個整體，體現國家意志。我相信這將極大提高互信機制和效率，推動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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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丁時勇：“三端”持續發力 推動成果轉化
有多年高校任職經歷的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致公黨重慶市委會主委丁時勇密切關注高校和科研機構創新成果轉化工作。作為創新成果轉化的重要一環，我國存量專利盤活情況吸引了丁時勇的目光，他也為此積極展開了調查研究。在丁時勇看來，創新成果轉化涉及研發創新的前中后“三端”，需要全盤布局、久久為功。
他建議，在前期研發端，要引導高校積極開展面向市場需求的科技研發。在高校承擔的應用、轉化類科技項目中，應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作為科研項目立項和驗收的重要內容和依據。此外，還需優化學術評價體系，提升教師專利轉化的積極性，比如，加快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在理工農醫等相關學科中，將專利轉化成效作為必要內容;在學術評價中，加大專利轉化成效的權重，將專利轉化成效作為教師職稱晉升、績效考核、科技獎勵等方面的重要條件。
在研發的中端及后端，丁時勇建議，建立專利申請前評估制度，提高專利質量，以及完善高校創新成果轉化服務體系，不斷壯大高校高水平專業化服務人員隊伍，從而為推動創新成果轉化提供“智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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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貝達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支持浙江開展市場導向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體系試點
“無論是技術合同成交總額還是發明專利，我國的成績已經非常耀眼。但是我們也需要清晰地看到，我國成果轉化還存在市場化機制不夠完善、技術供給質量不高、服務體系效能不優、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還不夠等問題，亟需通過加快構建市場化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體系進行破題、重塑、提升。”丁列明指出。
“我建議國家相關部委與浙江建立常態化溝通協調機制，支持浙江開展市場導向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體系試點，在頂層設計和試點先行等方面加強指導，幫助浙江深化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建設，為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提供浙江方案。”
他認為，政府可以加大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支持力度，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優化科研資源配置，推動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的深度合作，促進科技成果高效轉化，助力民營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除此之外，他還希望政府在人才引進、培養、激勵機制等方面出臺更具針對性的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來浙江發展，同時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提升人才鏈供給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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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武漢理工大學黨委書記信思金：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水平，需在理念、評價、機制和服務保障四方面下功夫
信思金認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水平，直接影響著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效果。他建議，從高校角度講，解決這一問題，需在理念、評價、機制和服務保障四方面下功夫。要教育引導高校科技人員切實強化科技創新，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的理念，增強產業出題、高校答題的意識，扭轉重論文輕應用、重研究輕轉化的傾向，緊密結合產業創新需求，開展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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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昌大學校長陳曄光：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
加強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需在體制機制與協同創新平臺建設上共同發力，實現從原始創新到技術突破再到產業轉化的全鏈條貫通。具體來說，要打破傳統科研管理體制束縛，創新有組織科研模式，營造靈活高效的科研成果轉化生態，打通“實驗室—中試—產業”全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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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學碳中和未來技術學院院長石：科技成果轉化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努力和良好的政策環境支持
目前產、學、研融合還不夠，科學研究和產業需求仍然存在較大脫節，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兩張皮”等問題依然突出。因此，他長期致力于搭建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穿針引線、牽線搭橋，以彌補科研與生產之間的斷層。
科技成果轉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長期的努力和良好的政策環境支持。石碧坦言，盡管這些年來他一直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但成效仍然有限。不過他堅信，只有不斷創造良好的科技成果轉化氛圍，推動高校、科研機構、政府和企業的合作，才能真正實現科技創新的價值。科技創新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引擎，而科技成果轉化則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
展望未來，石碧希望四川能夠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使科技創新真正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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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主任、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劉慶：破題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
當前我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如何找到可轉化的科技成果及團隊，如何評價技術和團隊，以及如何幫助或推動技術的落地轉化。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已經和海內外200多個高校院所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同時通過建立創新聯盟和舉辦創新大賽等方式，集聚和挖掘發現有價值的技術團隊。同時，探索“項目經理制”，對初步看好的技術團隊，聘請其領頭人擔任項目經理，一同開展市場調研了解技術的市場需求，整合資源完善方案和團隊，這個過程既是一個評估過程，也是一個完善團隊和方案的過程。目前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已聘請了450余位項目經理，成立了80余家研究所和140多個重大技術項目公司。
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要讓企業成為提出創新需求的主體、創新投入的主體和創新成果應用的主體，而更重要的是成為創新項目決策的主體。比如，政府在制定應用類技術項目指南時，可將企業出資作為必要條件，企業出資后，政府再根據項目情況匹配資金，采用“揭榜掛帥”的方式尋找解決方案和團隊，最終由企業決定是否采用。此外，政府可以征集企業真實的技術需求和難題，幫助企業對接高校、科研院所，項目完成后給予企業補助。政府還可以結合當地主導產業，建設應用技術研究平臺來為當地企業提供技術支撐，如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在上海和江蘇的各個園區共設立了100余家應用技術研究所(平臺)，為當地企業提供技術支持。
在全球化背景下，加速自主可控技術的產業化進程，可從三個途徑獲取技術供給。一是建設高質量的應用技術研發機構，這類機構針對市場需求，基于已有的原創成果或企業需求進行攻關研發，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二是從全球范圍內尋找原創成果，進行二次開發，使其轉化為企業能夠應用的技術，推動產業發展。三是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服務公司，這些公司以研發和技術服務為商業模式，能直接為我國產業提供技術解決方案。以華中科技大學無錫研究院為例，丁漢院士團隊將建在高校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原創成果在研究院進行研發和轉化，解決了復雜曲面零部件表面精密加工的難題，填補了國內技術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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