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ID商標訴訟案探討涉外行政訴訟案的代表人審查
在商標行政訴訟實踐中，以董事會決議存在瑕疵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情形較為罕見，本案的爭議焦點就是如何理解公證人在見證當事人簽署文件的審理效力，由于涉外案件的當事人來自不同國家，法院客觀上無法逐一查閱并了解該國的公證法律制度是否均與我國的《公證法》相一致，因此在個案中對代表人參加訴訟的授權委托書進行嚴格審查的必要性毋容置疑。
一、案情概要
筆者代理了一起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稱“中信公司”)訴國家知識產權局關于第8588766號“ID及圖”商標撤銷復審行政訴訟案(以下稱“ID訴訟案”)。原告中信公司認為國家知識產權局在第8588766號“ID及圖”商標撤銷復審程序中未采納復審商標商業使用的證據并作出撤銷決定屬于認定事實的錯誤，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以下稱“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訴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商評字[2018]第0000180213號《撤銷復審決定書》，屬于一審法院常見的知識產權行政訴訟案件。
然而，原告在立案時，一審法院以提供代表人授權資料不符合要求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行政裁定。收到該裁定后，筆者認為，第一、一審法院不予立案的事由存在爭議。第二、不予立案會導致原爭議的ID訴訟案無法進入實體的訴訟程序，知識產權的權利無法得到救濟。據此，原告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稱“二審法院”)提起上訴，最終二審法院支持原告上訴請求，該不予立案的裁定予以撤銷。現筆者就該案發生的爭議事實和法律適用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二、一審法院觀點
董事會決議沒有全體董事簽字，法定代表人簽署的授權委托書不符合立案條件。
根據《行政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證據規則》的若干規定，中信公司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企業法人，參加中國境內的司法訴訟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權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的證明，該證明材料須先經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師進行公證，然后加蓋中國法律服務公司的轉遞章，才符合《證據規則》中所述的履行了證明手續。ID訴訟案立案登記后，中信公司按照上述涉外訴訟案件的法定程序辦理授權委托書及主體資料的公證和轉遞文件并一審法院立案庭。
一審法院審查后認為：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人或其他組織應當由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來代表其進行訴訟。對于相關人員是否有權代表該法人或其他組織，以及其是否有權進行訴訟，應當由該法人或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作出明確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中信公司提交了任命張懿宸為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會決議，但該決議僅由八位董事中的六位董事簽字，在案亦無其他有效文件對該決議的有效性加以佐證，故根據在案訴訟材料，張懿宸能否作為中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有權利代表中信公司簽署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及委托書等，即其簽字的法律效力難以確定。因此，中信公司向一審法院提交的董事會決議、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委托書等文件均難以確定法律效力，無法證明張懿宸有權代表中信公司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符合起訴條件。
三、中信公司的上訴及代理意見則認為
筆者認為不予立案的行政裁定存在錯誤，理由主要有以下兩點：
1、法律對提交代表人有權參見訴訟的證明沒有具體規定。
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五百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代表外國企業或者組織參加訴訟的人，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權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的證明，該證明應當經所在國公證機關公證，并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或者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該所在國訂立的有關條約中規定的證明手續。
我國民事訴訟司法解釋對于上述代表參加訴訟的證明沒有做進一步的規定，在大部分的民事訴訟案件中，一般要求提交經公司董事或負責人簽字授權書，并辦理相關的公證和認證程序即可滿足代理律師參加訴訟的程序要件，因為相關授權書是在律師或公證機構的審查和見證下簽署，在出具公證書時已經對簽字人的簽字權及章程作了實體審查。
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為了避免出現他人冒充外國當事人參加訴訟，造成不良的社會和國際影響，因此其對授權委托書的要求更為嚴格，提交的授權委托書審查邏輯為：
第一步，先審查原告所在國的公司法對于訴訟授權是適用公章制還是負責人(法定代表人)簽名制;
第二步，如果是該國的法律制度是采用負責人簽名制，則進一步要求，原告證明簽字人獲得股東會或董事會的授權，因此，如果章程沒有明確指定負責人具有司法訴訟的授權，原則上需要提供董事會或股東會的決議進行特別授權;
第三步，為了確定原告作出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的股東或董事具有簽字權，原告還需要提交公司章程證明，前述的決議參與人具有股東或董事身份。
通過上述三步審查程序并提交相應的文件，確實從實體和程序上規避了授權委托書虛假簽字的法律問題。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假如原告法人的股東也是公司法人時，是否還需要繼續證明該股東簽字代表人的合法性，再重復前述三個步驟對股東代表的授權進行審查，有待商榷。
2、涉外案件的委托授權文書，應結合公證制度采信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的法律效力。
正如前文所述，在民事訴訟的立案程序中，對于涉外案件的授權委托書沒有對董事會決議或章程進行嚴格的審查，其背后的法理為公證人在辦理相關法律文書的簽署公證時，已經履行了簽署人身份及相關依據的審查義務。以我國《公證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為例，“ 公證機構辦理公證，應當根據不同公證事項的辦證規則，分別審查下列事項：(一)當事人的身份、申請辦理該項公證的資格以及相應的權利;(二)提供的文書內容是否完備，含義是否清晰，簽名、印鑒是否齊全;(三)提供的證明材料是否真實、合法、充分…” 據此，在ID訴訟案中，筆者認為中信公司董事會決議中已明確該決議由董事會依照公司章程第106(a)條規定批準，該決議符合公司章程，具備有效性。而董事會決議的有效性已經委托公證人按照公證認證程序得以確認，可以直接依據《公司董事決議證明》認可該決議的有效性。一審法院認為無法確認，實質系否定了委托公證人對該份決議的有效性證明，其認定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四、北京高院的二審裁定認為
第一、2023年2月19日，中國委托公證人及香港律師鄧志全出具檔案編號為CCT：UC5-1N11的《公司董事決議證明》，就中信公司的注冊情況、登記情況、提起本案訴訟及其授權委托的董事決議情況及效力問題進行了證明，其中，第三條載明，“根據經該公司的公司董事親自在本人面前簽署的書面確認，該公司董事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及該公司之組織章程的有關規定，于2023年1月31日以書面決議方式通過以下決議(i)……關于第8588766號‘ID及圖形’注冊商標撤銷復審行政糾紛一案，該公司作為原告委托謝有林、梁東暉律師為一審訴訟代理人……(iii)(a)委任該公司董事張懿宸為該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獲授權以他認為合適及在香港法律許可之下范圍內，就有關文本內第(i)段所列舉之事宜行為和該訴訟，代表該公司簽署該授權委托書、法定代表人證明，出具簽署任何文件及采取一切行動步驟”。第四條載明，“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及該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該公司上述董事決議對該公司具有法律約束力。”
第二、作為前述《公司董事決議證明》附件(5)，該公司2023年1月31日的董事書面決議文本每一頁的頁眉處均載有“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依照公司章程第106(a)款規定批準的書面決議”字樣。為了證明公證人及香港律師鄧志全在公證時已經審查了上述章程，中信公司在提交上訴狀的同時提交了中國委托公證人及香港律師鄧志全2023年3月12日出具的《證明書》，附件為中信公司之章程細則復印本。該章程第106(a)款規定，由過半數當時在任的董事簽署的書面決議案，在各方面均與董事在某有效組成和召開的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具相同效力。
據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述證據能夠證明中信公司系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合法注冊的公司法人，經董事決議授權張懿宸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簽署涉及本案訴訟的相關文件，并授權謝有林、梁東暉律師為委托訴訟代理人。故中信公司所提交的起訴材料，符合法律規定的基本要求。并糾正相關程序事宜作出(2019)京行終6139號《行政裁定書》，指令一審法院受理ID商標訴訟案。
五、典型意義
在商標行政訴訟實踐中，以董事會決議存在瑕疵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情形較為罕見，本案的爭議焦點就是如何理解公證人在見證當事人簽署文件的審理效力，由于涉外案件的當事人來自不同國家，法院客觀上無法逐一查閱并了解該國的公證法律制度是否均與我國的《公證法》相一致，因此在個案中對代表人參加訴訟的授權委托書進行嚴格審查的必要性毋容置疑。
當前，知識產權已成為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和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驅動力。在該背景下，我國需要營造更加開放、包容的營商環境，對于已經締結相關司法互認或互助協議的國家而言，應當合理信賴該國公證人對文件簽署的資格和依據進行了合法審查，特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具的公證書，應當作為免證的證據而直接采信，不宜以部分董事未簽字而否定董事會決議以及法定代表人簽字的法律效力。因此，本案對于涉外案件中如何審查代表人參加訴訟的授權委托書具有典型的參考意義。
最后，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是我國商標、專利行政訴訟的管轄法院，也是世界了解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的窗口之一，為了鼓勵中外企業開展正常技術交流合作，保護在華外資企業合法知識產權。筆者建議針對特定國家的企業法人參加中國司法訴訟，探索性地減少董事會決議及章程的調檔程序。不僅簡化了知識產權行政訴訟立案審查的效率，而且可以為涉外當事人減少訴訟成本，建立一個便捷、互信的司法保護機制，對于樹立中國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國形象也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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