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非正常申請正在沖擊我國專利審查體系，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本文針對近期發明專利非正常申請出現的新特點和新變化，分類介紹了其在審查實踐中的主要表現形式，以此為基礎總結出非正常申請的本質特征——非市場性，并探討了非正常申請在專利基礎理論、行政規制手段等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發明 非正常申請 技術方案 非市場性
0 引 言
2023年4月7日，世界知識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023年通過PCT途徑提交了5.899萬件專利申請，首次成為提交國際專利申請量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我國發明專利申請量已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在專利數量登頂的十多年間，業內對專利質量的擔憂與研究熱度卻一直有增無減。投機者通過抄襲、編造、復制等手段炮制沒有任何實際價值的專利申請，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影響我國專利制度的公信力。
已有研究中，高校專家、學者傾向于從宏觀角度出發，通過模型數據、理論推證等方式闡述非正常申請對國家創新能力及社會經濟運行的影響[1-2]，而法官、律師和代理人則一般就典型案例剖析非正常申請在特定領域產生的問題[3-4]，但都少有在整體層面探討非正常申請的表現形式和本質特征，而這對遏制非正常申請、提升專利質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此外，發明申請的實質審查程序需要占用大量行政資源，而非正常發明專利申請正在擠兌當下審查體系。鑒此，本文重點就發明專利的非正常申請問題展開討論，以期對識別和遏制非正常申請，深入推進提質增效攻堅有所裨益。
1 非正常申請的表現形式
1.1 《75號令》中非正常申請的表現形式
早在2007年，針對專利質量題引發的廣泛關注，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了《關于規范專利申請行為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45號令》)，對“非正常申請專利的行為”進行規制。在此之后，基于專利申請的新變化，又于2017年2月發布了修改后的《關于規范專利申請行為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75號令》)，進一步細化明確了“非正常申請專利行為”的表現形式。
《75號令》中規定的六種“非申請專利行為”包括：
(一)同一單位或者個人提交多件內容明顯相同的專利申請;
(二)同一單位或者個人提交多件明顯抄襲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的專利申請;
(三)同一單位或者個人提交多件不同材料、組分、配比、部件等簡單替換或者拼湊的專利申請;
(四)同一單位或者個人提交多件實驗數據或者技術效果明顯編造的專利申請;
(五)同一單位或者個人提交多件利用計算機技術等隨機生成產品形狀、圖案或者色彩的專利申請;
(六)幫助他人提交或者專利代理機構代理提交本條第一項至第五所述類型的專利申請。”
2023年國知局新發布《關于規范申請專利行為的辦法》，規定9中非正常申請專利行為
國知局規定這9種行為屬于非正常申請專利行為
可見，《75號令》規制的直象是“非正常申請專利的行為”，但《75 號令》實際上也間接明確了所稱“非正常申請”的基本類型，除第五項、第六項外，與發明專利有關的非正常申請包括：內容明顯相同的專利申請(“相同”)、明顯抄襲現有技術的專利申請(“抄襲”)、不同材料、組分、配件、部件等簡單替換或者拼湊的專利申請(“簡單替換或者拼湊”)、實驗數據或者技術效果明顯編造的專利申請(“編造”)四種。
1.2 實踐中非正常申請的表現形式
以現金補貼方式提供的無償資助以及其他形式的政策性支持使申請專利變得有利可圖，并且資助和支持的力度大多以申請數量或授權數量為基準，如此一來，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就將“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以較小的時間和精力成本、獲得數量盡可能多的授權專利”作為炮制非正常申請 的基本策略。實踐中，以“較小的時間和精力成本”為目標的類型包括“抄襲”“一句話權利要求”;以“短時間內獲得授權”為目標的類型包括“以復雜技術手段解決簡單技術問題”“虛構或夸大技術問題”和“編造不易證實的技術效果”;以“數量盡可能多”為目標的類型包括“復制”“惡意分案”等等。
下文將結合各審查領域中的典型案例，詳述以上非正常申請的表現形式。
1.2.1 抄襲
按照發明專利授權條件，襲形成的發明申請絕無授權可能。之所以會出現抄襲現象，重要原因就在于早期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資助政策時，對處于申請階段的專利給予資金補助，即，只要申請人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交了符合形式要求的申請文本并取得申請號，便可獲得一定數量的現金。因此，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便通過抄襲這種簡單高效的方式制造非正常申請。
在形式上，抄襲可以分為部抄襲和部分抄襲。全部抄襲指原封不動地抄襲公開文本，僅替換發明人和申請人，但這種方式極易被 系統排查發覺，因而數量較少。部分抄襲的形式則較為多，主要表現在對語句段落的少量增刪，以及對發明主題、內容的個別替換或拼湊，典型地包括：
①主題變換型抄襲。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在抄襲權利要求和說明書后，簡單變換發明主題名稱，例如：現有技術為“一種桃樹的種植方法”，抄襲后的申請為“一種蘋果樹的種植方法”。
②拼湊型抄襲。非正常申請的人在某技術領域多份公開文本的基礎上，機械拼接所選段落，整合形成新的申請，例如：現有技術為“一種空調的節能裝置”和“一種空調的安全裝置”，抄襲后的申請為“一種空調的安全節能裝置”。
③翻譯型抄襲。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通過軟件翻譯無中文同族的國外申請，再經簡單文字、結構調整形成中文申請。
④提煉型抄襲。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完全或部分抄襲現有技術形成說明書，再以此為基礎提煉權利要求，不過這種方式要求具備一定的專利文件撰寫技能，因此數量也較少。
1.2.2 編造
1.2.2.1 一句話權利要求
顧名思義，此類非正常申其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部分只有一兩句話，對發明專利而言，這樣的篇幅根本不可能限定出任何具有實質保護內容的技術方案。同“抄襲” 一樣，這種方式也是早期部分地方政府對處于申請階段的專利給予資助產生的后果。
例如：發明名稱為“刮地坪的刮桿”的發明申請，權利要求僅有一項，全文為“一種刮地坪的刮桿，其特征在于，包括一個長木條本體，長木條本體的一端設置有把手”。說明書也僅寥寥數句，其具體實施方式部分全文為：“參照附圖，一種刮地坪的刮桿，其特征在于，包括一個長木條本體1.長木條本體1的一端設置有把手2.本發明使用時能夠更加順手，提高工作效率。”
1.2.2.2以復雜技術手段解決簡單術問題
“以復雜技術手段解決簡單術問題”的方式是 “一句話權利要求”的另一個極端。此類非正常申請見于各個技術領域，尤以機械、電學等通常以基礎結構、元器件等構成技術方案的領域居多。在發明主題上，申請多選取日常生活、工業生產中容易接觸到的通用型、基礎型裝置、設備，或是這些裝置、設備中的部分零件、模塊，因其基本原理淺易、組成結構簡單、技術資料豐富且方便易得。在發明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上，也都是相應裝置、設備及其零件、模塊本身所能解決的固有問題。
然而不同尋常的是，在解技術問題所設計的技術方案上，其技術手段的選取 卻極盡繁冗、復雜。權利要求書中，獨立權利要求撰寫詳盡冗長、技術特征大量堆砌，保護范圍極為狹小。說明書中，發明內容、實施例部分基本與權利要求書相同，且絕大多數僅有1個實施例。說明書附圖成圖質量低劣，線條繪制粗糙、尺寸不成比例，并且由于技術特征數量過多，圖示結構繁雜，部分申請的附圖標記需要采取“數字化”方式管理，附圖標記編號長達5-7位。
例如：發明名稱為“具備加熱功能的自卸車”的發明申請，技術方案中各部件之間采用“多米諾骨牌”的方式驅動：螺桿驅動齒輪，齒輪套接傳動帶，傳動帶再帶動齒輪……等等，環環相扣，往復循環，仔細分析其工作過程就會發現，其中多個部件之間根本無法聯動。
再如，發明名稱為“建筑吊裝裝置”的發明申請，技術方案中的絕大多數技術特征純粹就是為了堆砌，根本沒有合理的機械邏輯可言，除了能從附圖中吊鉤、鏈輪等大致推測發明所要實現的吊裝功能外，其余密布的彈簧、連桿、腔室等零部件即使對照說明書也難明究竟。
1.2.2.3 虛構或夸大技術問題
通過“虛構或夸大技術問題 方式編造的申請一般都具有相對完整乃至“完善”的結構形式，至少無法像“一句話權利要求”“以復雜技術手段解決簡單技術問題”等非正常申請那樣在形式層面即可發覺其“不正常”之處。此類方式的關鍵在于：其聲稱解決的技術問題在現實生產、生活中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在極為特定的條件下、以極小的概率發生，根本不值得動用技術手段進行解決，更不必說采用專利的方式加以保護。此類非正常申請大都是申請人的突發奇想，比如：為了減輕刷牙時刷頭溫度過低造成口腔不適的“一種刷頭自動加熱的牙刷”、為了防止環形針在使用后變形的“一種環形針的矯正裝置”，等等。
不過，此類申請雖然解決技術問題畸形荒謬，但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合理，取得的技術效果可期，因此一般都能滿足新穎性、創造性和最低限度上的實用性要求，并且部分申請文件撰寫質量較高，其權利要求書中獨立權利要求保護范圍適當、從屬權利要求層次條理分明，說明書中背景技術充實、發明內容完備、實施方式多樣，在不熟悉相關技術領域的人員看來，這些發明專利申請設計密、構思巧妙，具有相當的實用價值和市場價值，極易被誤判為高價值專利。可以預見，在今后的一段時期，此類非正常申請將向政策傾斜的高新產業技術領域靠攏，逐步進化成非正常申請的主流形式。
1.2.2.4 編造不易證實的技術效
《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七條定，申請文件的說明書應當“寫明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以及解決其技術問題采用的技術方案，并對照現有技術寫明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以作為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以及說明書公開充分等發明授權實質條件的審查基礎。一般認為，“技術效果”是由技術特征以及技術特征之間的關系之總和所產生的，并且不同技術領域對技術效果的可預見水平不同，[5]
例如：機械領域的技術方案多由組件本身的結構、形狀、尺寸、數量及其組合、連接、聯動方式等技術特征構成，在分析其動作方式的基礎上易于預期其產生的技術效果;而對于醫藥、化學等領域的技術方案，其記載的技術效果一般須依賴實驗結果加以證實才能成立，僅憑個人經驗難于評判。
可見，相對于客觀存在的術問題和如實描述的技術特征，技術效果的可預見水平具有不確定性，尤其在醫藥、化學等領域，記載的技術效果是否能夠取得，以及在何種條件下、以多大程度取得并不能簡單依靠本領域技術人員的一般知識能力進行判斷。但在審查實踐中，審查員大多數情況下只能根據文字記述大致推測技術效果的可靠程度，對于真實情形則囿于現實條件無從查證，這就使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有了通過“編造不易證實的技術效果”制造非正常申請的可乘之機。
例如：發明名稱為“眼藥其制備方法”的發明申請，利用雞肉、蔥白、花椒、醬油、白酒等煎煮制成“眼藥水”。發明名稱為“戒煙豆腐的制備方法”的發明申請，聲稱“豆腐與紅糖水蒸過程中結合成新的氨基酸，食用后達到再吸煙口中無味、不想吸煙的效果，能夠達到治療戒煙的目的”。發明名稱為“抗癌注射液及其應用”的發明申請，面對審查員“本發明的抗 癌注射液不具有治療癌癥的作用”的質疑，申請人提交了由某制藥學院出具評價報告，聲稱該抗癌注射液的兩份樣本對實驗癌細胞的增殖均有較好的抑制活性，據此審查員作出授權決定，但隨后該案即因授權明顯失當引起關注。
1.2.3 復制
以上介紹的都是單個申請正常申請撰寫方式，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追求的是低 成本、短時間、高授權率。但在以申請數量或授權數量為基準的資助模式下，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需求：申請數量。
就一般情形而論，這種“量需求”通常都圍繞一個“基礎申請”展開，通過“基礎申請”中部分技術特征的簡單組合、替換，復制出多個大 致類似的申請，比如：一項包含A、B、C、D 四個技術特征的技術方案，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可以通過排列組合的方式，制造出 A+B+C、A+B+D、A+C+D、B+C+D四個不同的技術方案;另外也可以通過替換的方式，制造出A+B+C+D+E、A+B+C+D+F、A+B+C+D+G…… 等多個技術方案。實踐中最典就是中藥領域，通過數十味中藥的選擇組合，衍生出數以百計的非正常專利申請。機械、化學等領域大致與之類似，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通過不同材料、組分、配比、部件等的替換組合，在短時間內復制出數量可觀的非正常申請。
單就這個“基礎申請”而論可能是通過“抄襲”“編造”制造的非正常申請，也可能本身就是一個正常申請，只不過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為了取得更多政策紅利，以此為基礎復制出多個非正常申請。在這個問題上，部 分不良代理機構和代理從業人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以“專利挖掘”“專利布局”等專業術語為幌子，鼓動和慫恿不了解專利制度的申請人將原本正常的、甚至是高價值的專利申請通過拆分、細化、替換等手段制造出雷同但毫無價值的多份申請，非但沒有為申請人帶來額外收益，反而使原申請也因之被視為非正常申請而受到行政處理。
除此之外，通過分案的辦繁殖分案申請也是一段時期內比較突出的造假方，申請人惡意利用分案制度，從母案中分出數個、數十個分案申請。分案申請不僅能規避針對非正常申請的系統排查，還能利用母案的審查結論在一定程度左右結案方向，提高授權概率。
綜上所述，以上“抄襲”“編”“復制”等手段并非單獨使用，大多數情況下非正常申 請的申請人會并用上述手段，比如：在抄襲公開文本背景技術的基礎上，虛構或夸大技術問題，并使用復雜技術手段解決這一問題;再比如，在虛構或夸大技術問題的同時，編造不易證實的技術效果。這些造假方式都使得非正常申請更加具有專業性和隱蔽性。
2 非正常申請的本質特征——非市場性
2.1 非正常申請與低質量申請
從已有文獻看，專家學者數從專利質量的角度出發，以“低質量申請”指稱并論述非正常申請的形式特征與不良影響。誠然，非正常申請一般情況下都屬于低質量申請，但僅以“低質量”表征非正常申請則存在明顯的邏輯缺陷。
首先，“專利質量”本身概糊。谷麗、郝濤等在梳理了國內外大量專利質量相關文獻后，從專利的技術性、法定性和商業性三個方面對專利質量做出界定，但同時也承認：當前對“專利質量”內涵的研究并無共識，學界對“專利質量”的評價標準也各有不同。[6]
其次，“低質量”問題在“正請”中同樣存在。舉例來說，在一個班級里，按學習成績劃分會有優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且無論教育質量高低，總會有排名靠后的“差等生”存在。專利體系也是如此，按專利質量劃分也存在高質量申請、一般申請和低質量申請，并且依據國家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高低不同，總會有一定數量的低質量申請維持在與之相應的比例上。由此可見，單純意義上的低質量申請本身就是專利制度發展過程中的正常事物，僅憑“低質量”無法區分專利體系中質量較低的“正常申請”和為了套取政策紅利產生的“非正常申請”。
再次，“低質量”只是非正請的表現結果，并不能反映 “非正常申請”產生的深層次動因。在歐美國家專利制度發展歷程中，也出現過諸如“專利叢林”“專利海盜”等導致社會創新效率降低的“問題專利”，但這些“問題專利”的出發點還是集中在攫取不正當的市場收益，而我國非常申請自始不以尋求嚴格意義下的市場收益為動機，因此，從動機層面剖析非正常申請就成為概括其本質特征的關鍵。
2.2 非正常申請的“非市場性”
通常情況下，市場主體申利的動機分為兩類：一類是出于技術壟斷、賺取專利許可費、技術出售等市場收益因素，另一類是技術干擾、產品和企業宣傳、技術公開、專利對抗和專利威脅、加入專利池組織或參與標準制定等市場戰略因素，[7] 但無論是出于市場收益因素還是市場戰略因素，市場主體的基本需求都是保護創新成果、提升市場競爭力。與之截然不同的是，投機者制造非正常申請的動機則集中在獲取政府資助以及其他形式的政策紅利，所申請的專利無法在嚴格意義下的市場環境中取得實質效用和經濟利益。進一步地，就其所謂“發明創造”而言，本質上就是申請文本的編撰，只求滿足專利法規在申請形式上的各項規定，而與專利制度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旨毫不相關。因此，申請動機的“非市場性”就構成了非正常申請的本質特征。
還需要說明的是，“非市場”不等于“政策性”。知識產權本身關乎國家發展，而行政手段對促進知識產權體系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上世紀，美國在擁有體系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的同時，也強調知識產權制度與政策的聯動，從而建立起專利大國、品牌大國、版權大國的知識產權優勢地位。[8] 在政策實施層面，政府無論是為了強化對高新技術行業的扶持力度，還是為了減輕小微企業的專利費用負擔，所有的政策成效最終都要落實在具體 的專利上。因此，只要政策引導下的專利申請能夠立足于創新成果保護、市場競爭力提升的初衷，那么其無論質量高低，就都不在非正常申請之列。
2.3 “非市場性”的具體表現
2.3.1 主體方面
按照專利制度演進的一般律，隨著科技發展，發明創造的主體會從個體發明者轉變為在研發機構中分工協作的專業技術人員。[9]反觀非正常申請，單打獨斗式的個人申請人卻占到相當比例，且其登記地址多為村、鎮、小區等經常住所地;而企業發明人則多冠以“設計”“科技”“開發”等名稱，其實際提交申請的技術領域也常與主營范圍不符 。分析個中緣由，一方面，在簡政放權的大背下，注冊資本由實繳制轉為認繳制，注冊公司變得簡便高效，另一方面，市場上借用、冒用、購買身份證等違規手段注冊公司的行為早已屢見不鮮，[10]藉此，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得以借用、冒用、購買個人身份信息，或是利用實際控制下的、只為申請專利注冊成立的多個公司，分散提交非正常申請。
2.3.2 技術領域方面
現代社會，發明已然不是 一人一時靈感的火花閃現”，而是有計劃、有步驟的群體性勞動。[11]即便是申請程序，也需要申請人在技術層面和法律層面，通過對創新成果進行篩選、拆分和剖析，提煉出具有保護價值的技術創新點，最終整理形成申請文件。可見，無論是發明過程還是申請過程，都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對于非正常申請，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只需一臺電腦和基本辦公軟件，就能在數天內橫跨幾十個技術領域，提交幾十甚至上百件專利申請。
2.3.3 內容方面
非正常申請在內容上形形色、五花八門，但這些申請 的技術方案基本都不具備付諸制造或使用的現實價值。這一點首先需要和實用性相區分：專利法要求的實用性是指“發明或實用新型能夠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夠產生積極效果”，雖然大部分非正常申請都能在最低限度上滿足實用性的要求，即，本領域技術人員一般能夠在公開內容的指引下制造出對應產品或者實 施對應方法。但問題的關鍵是，一個理性人根本不會采用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提供的技術手段去解決技術問題，因為現實世界中存在大量較之更為簡捷高效的替代方案，比如：對于“多米諾骨牌”式的機械聯動結構，本領域技術人員完全可以找到更為實用的等效傳動形式;再比如，對于為了減輕刷牙時刷頭溫度過低造成口腔不適而發明的“刷頭自動加熱”的牙刷，拋開技術問題的合理性不論，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通過熱水浸泡刷頭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
2.3.4 價值方面
專利制度作為商業競爭工，產業利益才是根本的法律原則。[12]但另一方面，專利具有法律意義，其經濟意義卻頗為模糊。[13]在專利體系中，即便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專利，最終也只很少一部分能真正實現商業化，其余大部分專利或是由于申請主體的自身原因，或是由于市場情勢變遷，都無法有效實現其商業價值，但是這些專利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或一定情境下，都具備在生產和競爭中產生市場價值的能力或可能。而對于非正常申請，產生市場價值自始不在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考慮之列，技術方案的無價值性直接決定了其不具備產生市場收益的任何可能，即使僥幸獲得授權，專利權人也會在獲得資金補助或其他政策收益后，因欠繳年費等原因主動放棄。最后，這些專利只能沉淀在數據庫中，變成文字游戲里的發明創造。
3 對非正常申請的思考
3.1 非正常申請是對專利基本理論的嚴重違背
專利契約理論認為，專利本質上是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簽訂的社會契約，國家基于專利制度賦予專利權人一定范圍與期限內的獨占權，使之獲得壟斷性 利益。相應地，專利權人公開其發明創造，使社會獲得新的技術知識，公眾在期限屆滿后也得以自由使用專利技術，從而使社會總財富不斷增加。[14] 但現實中，非正常專利由于其技術方案不具有被理性人付諸 制造或使用的現實可能，因此根本不能使社會總知識或總財富增加。反過來，投機者卻能取得來自政府的不正當補助，僅就這點看，非正常申請與其說是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簽訂的社會契約，倒不如說是投機者為騙取補助同政府簽訂的“詐騙合同”。專利補償理論認為，市場體在發明創造中需要花費較大的成本，而創新成一旦公開，由于知識產權的無形性，極易被其他企業免費使用，因此需要法律保障創新者一定時期內的市場壟斷收益，對其投入的研發成本給予補償。然而，非正常申請無法在市場生產與競爭中帶來實際利潤，法律設定的補償機制也就無從發生作用，專利補償理論失去了合理的內在解釋;更進一步，其所謂“發明創造”無非就是資料檢索與申請文本的編撰，沒有任何研發投入可言，但投機者卻因之獲得了政策性收益，這就構成了對專利補償理論的根本違背。
3.2 僅從形式層面無法徹底規制非正常申請
《75 號令》通過列舉而非概方式規定了非正常申請的具體類型，前文也是介紹了審查實踐中突出 存在的、典型的非正常申請的表現形式。在形式方面，行政部門無論是從申請人的身份類別、注冊地址、繳費地址、有無代理機構、代理機構和代理人的從業情況等法律層面入手，還是從申請的 技術領域、權利要求的撰寫數量、獨立權利要求的特征數量、說明書中實施例的數量等技術層面入手，非正常申請的申請人總能找到應對策略，這些形式要求至多對非正常申請形成臨時障礙，將短時期內少數不擅應變的非正常申請堵在專利大門之外。
申請人提高專利的技術價和市場價值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投機者通過總結高價值專利在形式上的一般共性把專利申請偽裝得“像”一個高價值專利卻并非難事。一方面，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和產業技術加速融合的時代背景下，在研究和生產過程中能夠制造出的、符合專利法形式和實質要求的發明申請可以說是無窮無盡的，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莫杰斯所言：“如果把技術放在口袋里，再搖一搖，總會弄出點聲響來”。[15] 另一方面，投機者在和各種行政手段“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反復博弈中，非正常申請模式已從集中式的“陣地戰”轉向分散式的“游擊戰”，并且正在利用專利制度和審查政策的薄弱環節，炮制出數量更大、形式更隱蔽、更加難于駁回的非正常申請。這些非正常申請進一步擠占本就捉襟見肘的審查資源，使得在提質增效攻堅中不遺余力的審查員更加難堪重負。
4 結 語
2023年全國知識產權局長會上，申長雨局長強調，要嚴厲打擊非正常專利申請行為。近年來，國家知識產權局采取約談涉嫌非正常申請專利的單位和個人、開展專利代理行業“藍天”專項整治行動、將因非正常申請專利行為5年內受到2次行政通報或者其他嚴重情節的的失信人列入失信名單等多種措施，進一步加大對非正常申請的打擊力度，有效凈化了市場環境，受到社會的一致好評[16]。
在非市場性因素刺激下，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的增長并不能反映科技創新水平的任何實質性提升，如果政策引導的中心仍舊集中在專利數量的擴張上，那么在套利動機的驅使下，會越來越多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法律人員參與到非正常申請的制造行列當中，所提交技術方案的隱蔽性和迷惑性進一步得到加強，屆時，這些精心炮制的非正常申請將以更高的概率逃脫行政規制和實質審查程序獲得授權;緊隨其后，而那些專業技術人員和法律人員又會搖身一變，成為專利競爭性訴訟的積極參與者，制造對專利訴訟體系的新一輪沖擊。最后，我們可能真的會發現：“在中國，知識產權意識最強的人不是智力成果的創造者，而是那些善于利用知識產權制度的投機者”。[17]
一個國家建立和推進專利度，追求的是制度本身蘊含的促進科技進步和經發展的社會價值，而不能將專利申請作為獲得政府資源的噱頭或是裝點門面的擺設。[18]為了徹底清除非正常申請，行政部門應當建立健全市場主導下的專利申請體系，促進專利價值與市場機制的有效銜接，逐步實現創新主體和市場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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